回忆我和二弟相处几件小事

李浩然

  回忆我和二弟相处几件小事

       ——纪念二弟离去五周年                     李浩然

二弟李惠然，1938年夏历七月十二日出生，小我一岁零八个多月，身材匀称，五官端正，眼睛较大，很机灵，天赋较高，他出生不久，上屋喜妹伯母见他那模样，就多次夸他说：“嘴皮薄嫣嫣，说话透心凉。”，意思是他长大后一定很会说话。

他从6岁那年起，就与我就跟父亲下田劳动，每人一把铲草锄头，轻则扯草、插秧、割禾、烧土灰，重则挂田、运肥、车水、送粮。每到夏荒，多被饿得头昏眼花。一年365天，每每早出晚归，很少闲歇。

现在，他已经走了整整五个周年，我很悲痛，常常想起他，有几件小事更是让我挥之难去。

民国三十三年初春某天，他正在门前水沟里用畚箕舀鱼，父亲就将他叫上来跟我到若梅叔家去开蒙。开始认那“人手足刀尺，红黄蓝白黑。”读了三天，他就不去了。父亲问他，他说，“天天读样的。”父亲很严厉，说完就要揍他。他端起小碗就跑，一跤跌下去，鼻梁蹭着碗口，出血了。就这样，他的鼻梁正中就留有一条永久明显的小疤痕。有了那一次，他就跟我先后从李若梅、刘汉章、邓金吾、李魁和蒋伯庆等读过三年半旧学与半年新学。

民国三十三年夏天，家乡沦陷，秋天，家里遭受土匪抄家和坏人威胁，我们在小姑妈家里躲了一天，就被迫跟随父母出逃到磨头外婆家里；那里正走日本，就一起逃到对河偏僻的荞麦庵里藏身。

某天早上，我俩起床后没见着父母和外婆，只有待在那里的舅妈板着脸，他就说：“我们去寻娘娘好吧？”就这样，我俩逃了出来，从庵子后门爬上尖峰岭端。这时，天上有架飞机在头顶上盘旋，我俩生怕它轰炸扫射，就飞快转到石溪河西街藏躲。

中午时分，各人拿着自己的那双原就怕踩着露水的布鞋，这里看看，那里瞅瞅，最后两人都饿得头昏眼花。太阳下山时，不得不回到原处。外婆见了很痛心，骂了一顿就告知我们父亲。父亲知情后，要惩罚我，说是我带的头。他竟说：“这事不能全怪哥哥。”我听后，见他这么小一个人，就能如此替人担当，很是感动。

1949年春上，父亲挑了七斗稻谷交书钱，将我俩送进新开办的大江口高级小学读书。他读三年级，我读五年级。没钱寄宿，中午放学，和厚华表弟到冬英姑妈家里煮饭吃，每天都早去晚归。学期中间，学校要成立童子军，每人要交十四斗稻谷做童子军军装。这时，家里正好缺饭吃，三人都因为交不起稻谷而不敢去上学。他和厚华两人就没敢再去，只有我饿着肚皮在那里躲躲闪闪坚持着，期末还考了个全班第四名。后来我想，我不该过后没把他也带去，而让他白白辍了学。

1954年秋季，他和附近几个相好的同学如蒋平仲、邓丕仪、蒋军喜、蒋仲琦考进东安一中。那时，我正在零陵二中读三年级，家里8口人吃饭就靠父亲和母亲两个人撑着，经济十分贫困，他和我一样，每期除了交书费，身上就是只有在上学时祖母给的五毛钱。我曾听母亲多次说，父亲多次给他送学费去，走旱路，中午带团冷饭当午餐。有一次又去送钱，破例买了一碗普通面充饥，到得面馆，父亲很想让他也舔点新鲜味，可当那碗面被服务员端出来时，他已经走到了石拱桥下的小河畔。父亲把碗端去再三要他上去吃点，他都不去。他的意思那碗面父亲本就不够吃，自己走远点，好让父亲能够吃饱点。这件事让我一直记在心里，一提起它来就深受感动。

1958年6月，我被就读学校横蛮处理回来，父亲特别失望，每每借题发挥，他却常常安慰我。有一次，父亲竟气愤地责备我，还大声哀叹不已，他竟然大胆向父亲说：列宁和高尔基也曾被沙皇流放过，只要留得性命在，总有一天会有出头之日。这话给了我很大的安慰和鼓舞。

1962年春，他分在常宁松柏炼焦厂，那时物资特别困难，我给他送去母亲给买的小篾席，他和我照了个合照，给我买了一双旧的皮凉鞋。我回到家里，为了换点大米充饥给买了。他说：“这是我省下伙食特意给你买的。”我说，“我不该这样，但我太饿了！”就为这件事，我一直很惭愧。

1962年秋，我成家后，因为当的是民办和代课老师，不仅社会地位低下，待遇很低也很不不稳定，他常常说服弟媳，把自己节省下来的零钱和粮票、布票寄给我，让孩子们都能有口饱饭吃，有件衣服御寒。1971年夏天，我被破例转正，到东安二中师训，所要交的一个月28斤粮票就全是他省出汇去的。

1984年以后，各兄弟生活基本好转，弟媳仍连续害病，先在县城就诊，后到省城医治，再转桂林陆军医院救治，孩子小，帮手缺，家中本就负债累累，到得1988年4月5日，不幸早去，落得人财两空。他写信告诉我，家人都很困难，要我劝阻弟妹们都不要去为她送葬。我只写了封信安慰他，三弟四弟也没曾去。后来，我很觉得对不起他。

我小时候，经常胃痛，有时一连几天不得安宁，起居都很困难，有一两次差点死去。这种时候，是他常侍候我，给我抹身，洗脚，每件事都做得有条有理，耐心细致。这是我成年后从未享受过的爱护和服侍。

听母亲多次说，1957年春上，家里眼看连买油买盐的钱都没了，他便动起了脑筋，在村周树上折了些槐花片子准备卖与供销社。父亲不知这些东西可以变钱，又正急着找他做事，见他还在忙那闲事，一气之下，除将他大骂了一顿，还将那些他花了不小力气才弄来的“宝贝”抛得满地都是。他深知父亲艰难，并没当面顶撞，而是平心静气把那些被撒得到处是的东西一片一片地收拾起来，然后顶着毒热的太阳提到大江口卖与乡供销合作社，换回了家里最急需的菜油和食盐，还给父亲买了正缺抽的几皮旱烟叶。父亲特别感动。

1958年9月，他正在衡阳读书，听说父亲去了，就昼夜兼程，一回到家里，就跪倒在祖父的灵牌前面，哭得肝肠寸断。易和德支书正从家门口走过，听了走进屋去劝他，他仍然不起。我一时也无可奈何。

父亲去世后，三弟和四弟都很年小，我力主他们继续读书，他特别支持。在1967年起造下面那座土砖屋时，他节衣缩食，不仅思想支持，出钱担的还是大头，让家里的每个弟兄成年后都有个安身之所。

对于他，有两件事我是很有愧于他的。

一是民国三十六年冬天，我两人在花坞井村邓学盛家里跟刘汉章先生读书，他因为顽皮背不过刘先生指定的书，受到刘先生的严厉处罚，吃了许多戒尺，手都肿了，我见了很不忍心，也给他一阵痛打，意在暗地抗议先生过严。这事被邻村在场的蒋盛兰看见，他就告知父亲。父亲知情后，曾严厉斥责我。我自觉不该那样发作，几十年后每想起这件小事，都很愧疚。

二是1958年妇父亲去世后，明知他在衡阳读书常年没有人接济，几次收到他的求救信，都只望天兴叹。到得他最后只求八块钱做件御寒棉衣时，我都没有办法，后来不的已为大江口供销社挑送几百斤茶枯到井头圩火车站的凑足七块钱才给汇去。对于他的这个最低愿望，也没曾给予满足。

还有两件事，虽然与我无关，但也很难使我忘怀。

民国三十四年，夏天大旱，我9岁，他只7岁。六月里的一天后半夜，被父亲急急叫起跟他和母亲去周家园车水。他帮父亲车陡一点的上梯，我帮母亲车平一点的下梯。他从小就人小身瘦，还加当晚喝的是稀饭，到得天快亮时，大家再也没得力气了，可不车万万不行。朦胧中，只见他一个趔趄扑倒到身前几尺陡的小水沟里。父亲当时大约也很烦，除了重重叱咄他不专心外，把拉起来后还要他继续当帮手。

民国三十六年正月底，因听说伯父一家要退役回家，而上面那座新屋厢房还没配好。

一个歇雨天，父亲就和请来的何维政老伯去井头圩买横条，说买六根扎成三担“赶羊走”。出发前，就约母亲领我和他下午去半路上接担。我11岁，他9岁。到得十里外的小窝村时，才将反回路上的他们接着。

这时父亲挑两根，大约140斤；何大伯挑两根，也140斤。余下的一担分拆为两根，母亲扛一根，大约70斤；我和他抬一根，大约60斤。担子重，山路又很不好走，到得石门口时，母亲再也扛不动了。父亲就改变主意，要我去给母亲抬那根大的的小头，我原和他抬的那根的那个大头由父亲兼带扛着，那个小头的还是没人替换，只得要他继续抬着。他没办法，只得摇摇恍恍跟着父亲一路小跑。

天黑路滑，好不容易才到达村里的新屋场。父亲大约再也不能支持，没打招呼，就突然将自己扛的那个大头往地上一抛，而他却并不知情，那弹跳起来的树尾差点要了他的小命。

就为这事，母亲当场破例大声责怪起父亲来，“你是想砸死他？——应该让他先放嘛！”

父亲自知理亏，第一次（也仅这一次），挨了母亲的严厉批咄，再没做声。

听到侄儿永松报告二弟离去的噩耗，我很不忍心，把千言万语浓缩为如下一首小诗，说——

少小孤身入岭南，十万瑶胞共暖寒。桃川河水留清苦，红军山下铸辉煌。

正气一身吁江永，清风两袖昭东安。舜帝欲问阿弟事，功德一纸荐盘王！

就在这年秋天，眼看天气一天天冷下来，那南天的树叶不断飘零，我几乎又思绪万千，又写了几句话，说——

秋风乍起天气凉，遥望南岭更悲伤。红枫树下添新垒，衰草地上荡孤烟。

往事如昨随风雨，冷月似水照溪川。而今我独对残月，谁处再与吁暖寒？

前年大年初一，我们全家都去了冷水滩大侄家里会餐，看那墙壁上的照片，虽见他强带笑意，却怎么也掩饰不了他那内心长久的苦痛。我知道他是再也不会像以往一样走下来和我交谈，那餐饭我是吃得很失落的。

下午，侄儿侄媳和侄孙领我去滨江公园观赏梅花，我很怅然，顺手写下了如下一首小诗，说——

江流依旧在，腊梅又重开；

满眼人攒动，不见阿弟来！

侄孙看了，说：“写得很好。”他并不知道，此时此刻，我的心是我平生最大程度的空虚和不安！

如今，新的一年又快过去。他的去世，是我和我家人的重大损失。我希望我的儿女和侄男侄女们都要记住他，学习他，要刻苦，要奋起，要尊老爱幼，要加强团结，让祖辈和父辈的思想品德得以延续和发扬光大。

二弟啊，你会说，这些小事不必在意。可我总是经常想起，而且一想起就久久地记着……（2018-09。长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