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VS萨特：中国传统文化如何实现创造性转化

来碗泪流满面

伴随近代以来的挫败和西学东渐，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转换？为此，一代又一代思想者艰难地探索。从胡适、陈寅恪、熊十力、冯友兰，到唐君毅、牟宗三等，都做出了自己的努力。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大陆学者从上世纪80年代起继续这一进程，哲学家李泽厚出版多部有关传统文化的论著，他的弟子、清华国学院副院长刘东也投身其中。《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一书，即是刘东探索成果的见证。

《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刘东著。

将中国传统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其路径大致有：以西释中，以中释西，以中释中。由于西方的话语强势，20世纪初期，王国维在其《哲学辨惑》一文提出，要“通西方哲学以治吾中国之哲学”，这或许是“以西释中”的最早出处。胡适、冯友兰等人都是以西释中——以西方的学科划分和哲学概念，解释中国古代的传统思想。但是，这种方式近年来受到很多质疑。

有鉴于此，刘东另辟蹊径。他不满足于以西释中，也不满足于以中释西，既不是“照着讲”，也不是“接着讲”，而试图“对着讲”：在对西和中都充分了解的基础上，将两者进行对比和结合。首先，刘东指出了奠基在先秦理性主义上的儒家学说，与奠基于文艺复兴传统上的无神论存在主义之间的关系。他追溯了无神论存在主义脉络，从拉伯雷到蒙田、伏尔泰、拉美特里、狄德罗、朗贝尔、霍尔巴赫、萨德、波德莱尔、纪德，认为这一思想到萨特的无神论立场乃“水到渠成”。

孔子（资料图）

而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不语怪力乱神”，颇具启蒙话语色彩。它既不是有神论，也不是无神论，而是一种谨慎的怀疑或存而不论。孔子和萨特的共同特点之一，就是他们的思想体系里没有超验的神灵。萨特哲学的思考起点，与先秦儒家最为相似。孔子遇到的困境是“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刘东认为，孔子将孑然一身看做是大道所寄：“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在萨特那里，由于上帝不存在，人不可能在天国找到一个普遍的行为标准，因此陷入了一个荒诞世界而感到茫然。在先秦儒学和萨特的存在主义之间，存在深层相通。

孔子与萨特（资料图）

刘东所说的“乌云”，“代表着历史的不确定性，代表着人生的偶然与无常，代表着世事的白云苍狗，代表着世界的神秘莫测，代表着美景的稍纵即逝，代表着韶华的白驹过隙，代表着任何习惯都不能成为自然，代表着‘病来如山倒’的随时降临，也代表着大去去期的绝对预约。”无论何时何地，无论际遇如何，这块乌云都漂浮在天际，隐约确定地威胁着我们，“随时有可能把我们带入存在的黑洞”。而儒家清醒地意识到，生命本身蕴含着残酷的一面。孔子一生颠沛流离，不断遭遇到各种困境，乃至自称为“丧家狗”。据《荀子·宥坐第二十八》：

孔子南适楚，戹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糂子皆有饥色。子路进问之曰：“由闻之：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不善者天报之以祸，今夫子累德、积义、怀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隐也？”孔子曰：“由不识，吾语女。女以知者为必用邪？王子比干不见剖心乎！女以忠者为必用邪？关龙逢不见刑乎！女以谏者为必用邪？吴子胥不磔姑苏东门外乎！夫遇不遇者，时也；贤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学深谋不遇时者多矣！由是观之，不遇世者众矣！何独丘也哉？”且夫芷兰生于深林，非以无人而不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时，虽贤，其能行乎？苟遇其时，何难之有？故君子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孔子曰：“由！居！吾语女。昔晋公子重耳霸心生于曹，越王勾践霸心生于会稽，齐桓公小白霸心生于莒。故居不隐者思不远，身不佚者志不广。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

因此，子夏在安慰司马牛时说，“死生有命，富贵在天”。按照梁启超在《知命与努力》中的解释，“我们的行为，受了一种不可抵抗的力量的支配，偶然间遇着一个机会，或者被限制着只许在一定范围内自由活动，这便是命。”既然“知其不可为而为”，那就必须接受由此带来的后果，准备接受最终的失败，并以平静的心态接受命运的戏弄。胜不骄，败不馁，因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萨特（Jean Paul Sartre，1905—1980），20世纪法国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和政治评论家，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同时也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和社会活动家。（资料图）

由于取消了超越性存在，儒家和萨特都主张积极入世。与孔子“发愤忘食，乐以忘忧”的积极心态比较，萨特的“乐观”因“受制于现代法国的灰色语境”，显得更“悲观”和焦虑，有时甚至以“荒诞”对抗“荒诞”。

此外，《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还否定了近年来学界盛行的概念“内在超越”和“天人合一”。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这一概念，经过汉学家史华慈上世纪70年代的广泛传播，逐渐流行于汉语学界。但是，刘东认为，“以儒学为价值内涵的中国文化，因其更重视人性、而不是神性，更重视现世、而不是天国，所以它总而言之，就只能是‘内在’的，即包含于主体设定的界限之内。……可毕竟这所有的一切，都仍不会高蹈于人们的经验之外，尤其是，它们都不依赖任何超乎此世的价值支点。——正因为这样，中国文化才注定是‘内在不超越’的。”显然，对“内在超越”的否定，其逻辑上直接沿袭有限理性主义而来。

刘东注意到，最早提出“天人合一”这一说法的是历史学家钱穆，他在《中国文化对人类未来可有的贡献》一文称，“天人合一”观，是中国古代文化最古老最有贡献的一种主张。此后，季羡林先生将此说当成了口头禅多次宣讲。但是，按照学者李零的解释，《国语·楚语下》恰恰说的是“绝地天通”，而绝地天通只能是天人分裂，而绝不是天人合一。在刘东这里，既然孔子是有限理性主义思想，既然他强调了理性的有限性，既然他的态度是“未知生，焉知死”，“不语怪力乱神”，既然儒家知道“天边有一块乌云”，那就意味着人与天的隔绝，而不是天人合一——如果天人合一了，那也意味着孔子既知生，又知死，成为无限理性主义了。除此之外，《天边有一块乌云：儒学与存在主义》还以“认识优先”修正了“伦理本位”。

但是，刘东在本书中也出现了“思想的越位”。例如，本书第264、265页提到，“悦乐精神”代表着中国文化的高度，“忧患意识”代表着中国文明的底线。“现代中国的变动轨迹，竟也都预留在了上述结构的张力之中。”“纵观全部的世界文明史，从未有过一个如此之大的国家，在如此之短的时间内，以如此之高的速度，进行了如此密集的增长，并造成了如此之大的改变”。另外，本书第304、305页称，一旦绝地天通的念想成了人们唯一的支点，那么，基本生存要求和实用的生活目的，便会变成人们唯一的考量，这种人性被释放到商战中，形成了国人艰苦卓绝、殊死打拼的工作态度，支撑了中国如此高速的起飞。

从世界经济史的角度来看，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都有过持续多年的增长。如果从经济现象来观察，中国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增长并非绝无仅有，它早已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史上屡见不鲜。此外，从国家层面来说，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是“革命年代”，国民经济已经到了即将崩溃的边缘。因此，只要以正常的国家理性，发展经济即可改善民众生活，并实现经济增长。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是政治和经济问题，而不是哲学问题和文化问题。很难说“悦乐精神”和忧患意识的结构张力，以及绝地天通的观念，与中国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增长有直接的联系。在这一问题上，经济学中的“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或许更具解释力。刘东“思想的越位”，与杜维明将儒家精神和亚洲四小龙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的做法颇为类似——但是，它的说服力和解释力颇受争议。

尽管如此，刘东所做的交互文化哲学研究仍有独到的价值。他在方法论、认识论上的突破，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换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刘东后续还有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或许将继续给读者带来思想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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