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发言实录:
各位朋友,大家好,非常高兴参加凤凰网财经举办的这次论坛,这是一个特殊的时候用特殊的方式举办的论坛。我想借这个机会谈一谈从新冠疫情引发的对可持续发展的思考。
当前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还没有结束,但是这场疫情对世界经济造成的影响、对世界经济秩序造成的破坏是显而易见的。至少这应该是二战以来,全球面临的一场重大的危机和挑战。现在人们都在担忧金融危机、大衰退和大萧条的到来,整个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
在这个世界经济的至暗时刻,科学家,包括病毒学家、生物学家、医学家们都在寻找新冠肺炎产生的原因和免疫的方法。而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也都在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角度,来反思为什么瘟疫会越来越频繁地发生。我根据他们的观点也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首先我谈一下我对瘟疫和人类历史发展的关系的看法。瘟疫在人类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并不是一件新鲜的事,瘟疫一直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几乎是一个同处共生的关系。大家都记得十三世纪,在中国反复出现的鼠疫对当时封建王朝兴衰起落的影响,记得十四世纪欧洲的黑死病对社会经济的巨大影响,也记得十六世纪在美国爆发的天花。直至今日,疟疾、霍乱仍然对人类社会经济产生巨大影响。
瘟疫并不是历史变迁的动力,但是大大小小的瘟疫确实在影响着社会的变迁、文化的兴衰、民族的兴旺还有宗教的兴盛。它也影响着世界的格局,包括政治的变化、经济的转型和人类社会的发展。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瘟疫的发生及范围的扩大、频率的加快,也是和人类社会发展密切相关的。
历史学家经常讲到,流行病史上三个关键的时刻,第一个时刻是人类进入新石器时代,第二个时刻是发现美洲,第三是工业革命。
进入新石器时代人们就意味着从过去采集、狩猎这样原始的生活方式,变成了农业、畜牧业这样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人们的交往的范围扩大和与动物接触频繁,使得瘟疫成为可能。
发现美洲的时刻,殖民者把天花带给了与世隔绝的印第安人,造成了数以千万计的印第安人的死亡。鸠占鹊巢,一部殖民的历史就是一个血和火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瘟疫至关重要。
第三个时刻是工业革命,它促进了工业化、城镇化,全球化,它给人类带来文明的同时,也改变了人和自然的关系。我们看到工业化以后,全球范围内流行病、瘟疫发生的频率加快。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在过去80年里,发生过20多次蔓延全球的大瘟疫,而这些瘟疫60%是发生在进入本世纪的20年,特别是在过去10年,发生过8次全球范围内的大瘟疫。
那么为什么全球流行的大瘟疫的频率越来越加快呢?科学家、专家,学者都在寻找它的原因,我们也非常惊异地发现,在过去的10年,全球的气候变化发生了很大的异常,过去10年是过去100年最热的10年。今年2月,我们听到了一个消息,南极的气候达到了18.3℃。所以气候变化、气温升高这是全球一个重大的问题。
所以人们看到疾病的频发、瘟疫的流行至少和气候变化有相当密切的正相关关系,其中包括气候的变化带来了很多大火森林大火,很多动物离开了森林飞到了城市,扩大了人和动物的接触。另外,气候变暖使很多种病菌、病毒有了进一步传染的机会。有一些病毒是气温变化越高它的毒性越大,比如弧状的霍乱,还有气候变化让冰川、冻土溶化,特别是冻土溶化让万年以上的病毒还能够死灰复燃、为非作歹,我觉得从很多方面我们都发现了气候变暖影响着疾病的流行
当然,气候变暖带来的还不仅仅是疫情的频繁发作,比如说今年澳洲连续200多天的大火,非洲蔓延多国的蝗虫,还有由于气候变化引发的极端的天气情况,包括干旱、洪水等等。这些又加剧了社会的矛盾,使很多贫困人口更加贫困,很多的灾害让很多人的生活难以为继。这个世界上至少还有20亿人每天的生活费3.1元,还有22%的人,也就是十几亿人没有最基本的生活条件。这就是气候变暖它也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很多很多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气候会变暖呢?一般认为有自然的因素和人为的因素,2007年联合国环境署和世界气候组织他们提出的报告表明,人为的行为导致气候变暖的因素可以达到90%。人类社会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土地的过度的开发利用,自然环境的破坏,还有工业生产造成的温室效应的排放,通常被认为是气候变暖的主要原因。
这个背后是竭泽而渔的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就是无节制地使用化石能源,不考虑到污染的工业发展,造成贫富差距的贸易规则等等,所以我们发现地球染病了,我们的地球难以支撑越来越重的负担。如何医治这个染病的地球呢?早在1962年,有一个美国的科普作家叫卡逊,他写了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因为春天小鸟灭绝了,所以这个春天很寂静。卡逊给全世界做了一个吹哨人的角色。
当然,全球的经济界、商界,他们从原来的道德投资、底线投资,到后来的可持续投资,他们也一直关注并参与且正在践行如何能够改变这种破坏自然、破坏环境的做法。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世界的发展不能破坏环境,所以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我们地球的发展必须重视环境、重视社会、重视治理,因而“ESG”这样的发展理念也应运而生。(编者注:ESG是责任投资中的专有名词,是三个英文单词首字母的缩写,即环境(Environmental)、社会(Social)和公司治理(Governance),ESG是衡量上市公司是否具备足够社会责任感的重要标准。)
联合国在1987年提出的《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里,第一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什么是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能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至于对后代人满足他们需求的能力造成伤害的发展。为了推动可持续发展,2015年的9月,全球192个国家元首,在联合国签署了《2015-2030年的可持续发展议程》。这个议程提出了17个指标,简称SDG(Sustainable Development Knowledge),第一个指标是无贫困,第二个是零饥饿,第三是健康福祉……
中国政府还是积极地响应联合国的号召,为了推进这个议程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比如扶贫,我们的扶贫攻坚到今年年底,就可以使得将近1亿贫困人口脱贫,中国对世界扶贫的贡献达到75%。治理污染、环境保护,推动绿色金融这方面中国也作出了自己的努力,实现了自己的承诺。
然而就全球来说,完成这个可持续发展的议程任重道远,我做了一次统计,完成SDG的17个指标,新兴市场每年需要多少钱呢?大约是3.9万亿美元,我们目前的投入,包括政府的投入,包括慈善公益的捐赠,只能解决1.4万亿,那么还有巨大的缺口。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联合国秘书长倡导,坚持可持续发展金融,包括影响力投资。什么叫可持续发展金融呢?我的理解是,比如说对影响力投资这样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一种形式,过去我们的发展,没有考虑到污染,出现污染之后再去治理,我们忽视了贫困差距,出现了贫困再去扶贫。那我们现在倡导的可持续发展影响力投资,我们在每一笔投资,每个经济活动发生的时候,我们就要主张既有经济的回报,也有社会的价值。影响力投资的定义就是,正面的财务回报,可量化的社会影响力,如果理想的话我们都能做到这一点,那社会问题就会大大减少。
这也是管理大师德鲁克的观点,所有的社会问题只有把它变成有利可图的商业机会的时候,这些问题才能根本解决。所以用金融的手段,用商业的手段解决社会问题,这是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内容。
在过去十几年里,我们也非常高兴地看到,包括影响力投资在内的各种各样的可持续金融在全球发展很快。背后是什么原因呢?我们发现了金融向善、资本向善这样的一种社会现象。在美国有一个多米尼400指数,我们把它叫明晟指数,在过去的15年中,这个指数是从标普500指数里,按照可持续发展金融的标准,按照影响力投资的标准,精选出既有经济效益、也有社会价值的400家公司。过去15年这个明晟指数的收益率跑赢了标普500,这说明资本向善。
在中国,社会价值同盟(社同盟)也在沪深300指数里按照这个既有经济效益又有社会价值的标准,每年选99支股票,但这个标准是有300多个专家在一起制定。但是我们也非常惊喜地发现过去6年里,这个义利99指数的回报率不仅跑赢沪深300,而且跑赢中国几乎所有的指数。这说明什么现象呢?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也存在金融向善、资本向善的趋势。去年博时基金和社同盟合作,他们用义利99指数,推出了一个中证可持续发展100ETF,这是中国资本市场二级市场第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产品,也受到了广泛的市场关注。
雨果曾经说过,大自然是善良的母亲,同时它又是冷酷的屠夫。我们经历的这场新冠肺炎,还有我们耳闻目睹的这个世界发生这些灾难,我们可以看到大自然对人类的惩罚是没有人能独善其身的。所以面对这场波及全球的瘟疫,面对这个生病的地球,我们必须考虑新的发展理念,我们必须考虑对过去传统发展方式的纠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