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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下午，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3起官员严重违纪违法案。包括，海南省原副省长冀文林、中央政法委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刚、公安部警卫局原正师职参谋谈红。这3人均涉嫌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收受巨额贿赂。其中，冀文林和余刚涉及“与他人通奸”。此外，同一天，齐鲁工业大学原党委书记徐同文，湖北省武汉市新洲区、宜昌市、鄂州葛店经济开发区3名官员王世益、郑兴华、陈伯才，也被通报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上述7人中，郑兴华为女性，其余6人中，有5人通报的违纪违法情况，使用了“与他人通奸”的表述。(京华时报7月3日)
上述7人中，原湖北宜昌市副市长郑兴华的违纪，早就被曝与原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有关。郑兴华1999年从中石化中青班毕业后，调至宜昌，而郭有明自2000年6月起主政宜昌，两人共事长达13年，其暧昧关系在当地官场可谓众所周知。因此，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通报中不曾使用“与他人通奸”的表述，只因郑兴华为女性。并不是说郑兴华没有“与他人通奸”的事实存在。也就是说，中纪委一天内公布7名官员被开除党籍， 只除了谈红可排除涉通奸。这么大面积的与人通奸，足以说明官员群体应该是最道貌岸然的群体了。
古语有云，万恶淫为首。在古代，官员通奸是律法严令禁止的非法行为，远非当今仅限于道德层面的谴责。据汉代墓葬出土的张家山竹简记载，在汉代，普通人通奸，男女只是被罚干苦力。如果官员通奸，则按强奸罪论处，最残忍的，会直接被宫刑。唐代社会虽然比较开放，但对官员的通奸处罚也没有丝毫放松。对官员与辖区内女子通奸的，法律称为“监临奸”，“诸监临主守，于所监守内奸（谓犯良人），加奸罪一等。”也就是说，在自己管辖范围内通奸的官员，罪加一等，直至降职除名。
古代为何要对官员通奸进行严惩，无疑也是基于对吏治管理的需要。官员通奸不仅仅是单纯的道德问题，不少带有权钱交易，权色交易。从古至今，概莫能外。封建统治为维护自己的长治久安，不容许官员通奸，这也是“把权力关进笼子里”的一种体现。当今官场，一些官员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想方设法地，利用职权大肆的捞，大肆的贪，更是司空见惯。如原海南副省长冀文林，坊间传闻其包养情妇13名。为博得情人的欢心，要么官职当礼物送，要么多名被他搞过的女部下受到了提拔，要么左手把受贿的钱接过来，右手就送给他的这些情人。网传冀文林生有14个小孩并已全部移民美国。这得搜刮多少民脂民膏？男性拥权贪色，权色交易，女性则以色谋权，拥权腐败。除了上文所指的郑兴华凭借与原湖北省副省长郭有明的关系上位，还有近期落马的扬州环保局长金秋芬，也曾是原南京市长季建业的情妇。但在官员“玩女人”已经成了腐败发生主要“源头”之一的现实语境里，以往官方多用包括“道德败坏”、“生活腐化”、“保持不正当性关系”等措词对落马官员涉及生活作风问题定调，“与他人通奸”的表述鲜有所闻。相关资料显示，近十年间只有对前无锡市委书记毛小平、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原副总经理戴春宁两名官员被认定为“通奸”。
众所周知，官员的私生活问题与腐败如影随形。虽然以往官方对落马官员的措词中无论是“道德败坏”，还是“生活腐化”，抑或是“保持不正当性关系”，其指向都与他人通奸有关，但前者总给人一种将官员的这种生活作风问题模糊化、甚至淡化处理的感觉，而现今能把“与他人通奸”毫不避讳的点出，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道德层面上的通奸，已上升到党纪政纪上的一种“罪”了。打个比方，如果某个官员仅仅是因为通奸，之前称之与女性“保持不正当关系”，受到批评教育，或党政纪警告处分即可;现直接表述为通奸，意味着踩到了为官者的道德基本底线，已不适合担任公职。
笔者认为，通奸侵害配偶性忠贞权，有伤风化;官员通奸，更是违背公务员职责，污损国家机关形象和威信，诱发诸多违法和渎职犯罪行为。古代对官员的通奸行为实施严刑峻法或许过犹不及, 但套用鲁迅先生的话:取之精华，去之糟粕。官员通奸法律虽无法定罪，党纪政纪却可给予严惩。执政党一改自身贵族化的做法，对官员通奸用词毫不避讳，无疑在他们私生活的头上悬了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彰显的是对当前存在严重腐败的危机意识。值得称道！文／郑智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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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3 19:26: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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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7-4 18:42: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