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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美、苏两大阵营对峙的冷战格局逐渐形成。1950年2月，随着一纸《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中国正式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在意识形态的巨大分歧和尖锐对抗之下，中国成为美国经济遏制的对象之一。 ■ 凡是中国想要的都不给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当日，美国便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要求成员国不对朝鲜提供帮助。同时，美国开始对社会主义阵营，尤其是对中国，展开了更严厉的打击。6月29日，美国国务院下令各石油公司停止对中国出口石油产品——当时的中国基本不生产石油和石油产品，因此美国此举无疑将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为进一步掐住中国经济的咽喉，8月中旬，美国颁布《1950年特种货物禁止输出令》，禁止出口金属母机、化学药品、运输器材、电信器材、航海设备等十大类中国急需的物资。随后，棉花、铜及铜制品、铅以及锌制品等也被列入管制清单。 与此同时，美国对朝鲜的军事打击也在步步紧逼。眼见战火烧到自家门口，在权衡之后，毛泽东终于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10月19日晚，彭德怀率领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
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书面报告 10月25日，志愿军发起战役，一举将“联合国军”从鸭绿江边驱逐到清川江以南。杜鲁门气急败坏，于10月30日发表声明；叫嚣“准备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一切武器来对付朝鲜人和中国人”。 为配合军事行动，11月29日，美国商务部长查尔斯·索耶强烈提议，封锁中国所有的海岸线，“对一切物资皆予以统制，甚至包括牙刷、粉扑在内”。12月6日，美国又通知其管制之下的日本一致行动，加入对华禁运。 当然，也并非所有物品的主动权都控制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手中，如猪鬃（是工业和军需用刷的主要原料）和桐油（被广泛应用在军舰、飞机、潜艇等军用武器上）便是例外。
少年儿童踊跃捐款购买“儿童号”飞机 作为回击，1950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禁止猪鬃和桐油运销美国与日本。此举很快导致美国猪鬃“来源已竭”，不久，美国被迫开放猪鬃进口限制，希望通过中立国家盗取。猪鬃由此成为“对美帝斗争的重要武器之一”。当时全球90%左右的桐油都来自中国，其垄断地位也成为中国从他国换取短缺物资的重要筹码。 除了禁运，美国政府还将对华金融管制提上议事日程。1950年12月16日，美国下令冻结中国所有在美资产，并严禁华侨汇款回国。 对此，周恩来立即代表中国政府针锋相对地起草和发布命令：“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之美国政府和美国企业的一切财产，应即由当地人民政府加以管制，并进行清查”；“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所有银行的一切美国公私存款，应即行冻结”。根据这一命令，中国政府接连军管了100多家美商企业。后又征用了美国企业美孚、德士古和中美三家石油公司的部分财产，并征购了其全部油料。 ■ 办法总比困难多 为了在国际范围对中国进行最大限度的遏制，从1951年起，美国便极力鼓动其盟国及其他中小国家加入针对中国的经济战。 1951年1月22日，日内瓦湖畔，联大与会代表在讨论美国有关“中国侵略朝鲜”的提案。5月18日，本届联大主席安迪让宣布通过对中国和朝鲜实行“禁运”的提案。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机智、灵活的反禁运措施。 就在美国宣布对华石油禁运当日，中财委便预料到即将到来的全面封锁升级，指出要迅速而有步骤地购买国内市场上缺乏的各种进口品。 考虑到“出口易、进口难”，结存外汇具有贬值甚至被冻结的风险，中财委确定了“以货易货”的交易方式。
全国各地工商界踊跃捐献款项，支援志愿军。这是重庆市工商业者捐献的情形。 但随着封锁加剧，常规贸易渠道被渐次切断，进口方式不得不改传统集中运输为分散“走私”。于是，一条条地下“走私”线路被秘密搭建起来。 早期的“红色买手”华润公司此时便堪称内地在香港的“走私枢纽”。华润公司是中国共产党在海外建立的第一个对外贸易机构，是新中国获取外汇的主要渠道，更是禁运环境下国内进口的核心通道之一。朝鲜战争爆发时，麦克阿瑟让其情报官威洛比紧盯中国香港，他认定中国要参与朝鲜战争就免不了通过香港采购。但威洛比显然不是华润的对手，据华润的老员工回忆，他们实现了大批采购，甚至购买的手表数量足以配备到志愿军排以上干部，但市面上却未曾走漏一丝风声。这看似神奇，细究却有其原因。华润早年在香港的经营积累了深厚的人脉基础，封锁期间，更是团结了一大批爱国港商和侨商。
邓小平与霍英东 爱国港商霍英东在此期间组织了颇具规模的船队，经香港、澳门为新中国运送了大量抗美援朝前线急需的黑铁皮、橡胶、轮胎、五金、药品、医疗器械、棉花、纱布等物资。抗美援朝三年间，霍英东和他的船队白天联络、装货，晚上开船，几乎夜夜开工。 ■ 自力更生破困局 尽管采取了种种措施争取贸易往来，但全面封锁还是让中国处境艰难。 1951年2月22日，彭德怀从战场回北京直接向毛泽东汇报朝鲜前线的情况：志愿军物资得不到及时补充，战斗力已越来越弱……实际上，朝鲜战场上物资的全面紧缺已沉重打击了志愿军战斗力。在这紧急关头，新中国的领导人审时度势，制定了“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经济发展战略。
广大青年学生积极报名参军参战 在上下齐心的努力之下，我国粮食、棉花等农副产品的产量迅速提高，相继达到基本满足国内需要的水平。 工业战线也毫不服输，为了给志愿军赶制军用物品、武器弹药，许多工厂夜以继日奋战在生产一线。据统计，东北工人在1951年的劳动生产率便超过新中国成立前最高水平42%，1952年上半年又比1951年同期超过20.9%。 为解决抗美援朝前线志愿军伤病员治疗问题，1950年，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亲自批示成立“上海青霉素实验所”，并任命医学家童村为所长开始了青霉素国产化批量生产的试制。1951年4月，该所试制成功第一支国产青霉素针剂。1953年5月1日，在自行研制的1500加仑发酵罐中，第一批规模化生产的国产青霉素问世了，中国依赖国外进口青霉素的历史从此一去不复返。 ■ 你四面埋伏，我八方出击 为彻底突破美国的禁运“围剿”，中国对内强调自力更生，对外则主动出击。 首先是加大与苏联等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的互通。到1952年年底，中国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对外总贸易额的比重由1950年的25.9%扩大到72%。其中自东欧进口的石油占石油进口总量的九成以上。 绝大多数被迫参与对华封锁的国家都是有苦难言。封锁禁运损害了他们的经济利益，使其对美国禁运政策的不满日益增加，这就为中国提供了突破口。 当时英联邦国家中最小的国家锡兰（今斯里兰卡）便是打破对中国禁运的典型。锡兰是橡胶大国，但粮食产量低，主要依靠输出橡胶等产品来换回大米。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逼迫其对中国实行禁运，并强行以低于市场的价格收购橡胶，同时却要求锡兰以市场竞争价格向美国购买大米，导致锡兰粮荒严重。 在锡兰遭受困难时，中国驻缅甸大使及时透露可供应大米的信息。锡兰政府为了摆脱困境，不顾美国的禁运指令和压力，在未建交的情况下，毅然与中国以优惠价格签订了橡胶换大米的5年合同。这是中国反封锁禁运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在国际上特别是亚非国家间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经济封锁也导致西方许多国家市场萎缩，大批工商业家濒于破产，广大职工陷于失业饥饿的境地。为摆脱困境，重新开展东西方贸易，1952年4月，一个盛大的国际经济会议在莫斯科举行。来自49个国家的471个代表出席了会议。在周恩来的具体部署下，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率领由25人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议期间，中国代表团经过多方努力，先后与印尼、巴基斯坦、芬兰、意大利、英国、法国等国经济界代表签订了贸易协议。
周恩来出席日内瓦会议 1954年4月，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参加第一次日内瓦会议。其间应英方邀请，新中国贸易代表团第一次访问英国。中英双方的贸易谈判取得了积极成果。10月，中国驻英代办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与英国政府贸易部门有了直接接触。 在英国影响下，西欧各国逐渐无视禁运，运用“例外条款”向中国输出物资，使美国的垄断资本和中小工商业者深受影响，其反对封锁禁运的呼声也越来越高。1958年9月，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宣布，在战略物资的国际货单方面再做一些放宽。事实上，对中国的所谓“全面禁运”至此已名存实亡。 摘自《文史博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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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0-19 16:00: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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