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5月,国民政府大员宋子文来到上海郊区青浦县的董府,其出行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劝说他的老同学董健吾加入国府,为蒋介石效命。但令宋子文没想到的是,董健吾竟然对他许下的高官厚禄不为所动,宋子文无奈只得离开董府。让宋子文更想不到的是,这个董健吾竟然是中共秘密党员! 一、是青帮大佬也是中共秘密党员 出生于1890年的董健吾在曾祖母的影响下皈依基督教,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求学,也就是在求学时期,他结识了同来读书的宋子文与顾维钧,彼此之间建立起了亲密的关系。毕业后,董健吾在教堂担任牧师,看似“单纯无害”,但其实他在上海还有另一重身份,那就是上海青帮大佬,与杜月笙、蒋介石等都有来往。这一层身份使董健吾在上海滩黑白两道都混得开,算得上一方人物,这也是宋子文要邀请董健吾出山做官的重要原因。
上海滩各界“大佬” 但董健吾知道,这个刚刚将屠刀斩向同袍战友共产党人的政府,并不是他真正希望看到的,因此即使老同学宋子文苦口婆心劝说他,他也不为所动。就在这时,董健吾接到了另一位老同学浦化人的邀请,他怎样也不会想到,这次邀约将使他的人生走向全然不同的另一条道路。这位老同学表面身份是冯玉祥军队的军校校长,实则却是一名中共党员,在他的介绍之下,董健吾结识了同样信教的冯玉祥夫妇,也随之在此任职。与此同时,董健吾受浦化人感化,明白了他多少年来一直追求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因此他于1928年秘密加入中共,成为一名不可对任何人提及身份的秘密党员。 浦化人 此时的董健吾就以秘密党员的身份在冯玉祥军队里开展工作,当然他对外以传道布教的名义进行。很快董健吾的行动引起了国府安插在冯玉祥军内特工的注意,尽管没有实际证据,但在白色恐怖时期,本着不可放过一个的原则,国民党特务机关立即决定秘密逮捕董健吾。但冯玉祥岂能看到自己的好友被捕,他冒着风险想要将董健吾送出国暂且躲避一阵,没想到董健吾拒绝了冯玉祥的好意并决定南下上海,在他活动经营多年的地方化险为夷。
董健吾 二、加入中央特科 1929年初,董健吾经过乔装打扮返回上海,并在此加入中共中央特科,隶属于陈赓将军直接领导。此时上海的中共中央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大量党员被逮捕屠杀,还有部分党员经受不住诱惑和困难先后叛变,而中央特科的一项任务就是尽全力处置叛徒,保卫中央安全。董健吾一回上海就被安排一项重要任务,监督已叛变的原中央军委秘书白鑫的活动轨迹。白鑫的叛变给中共中央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彭湃等优秀党员因此牺牲,为此周恩来亲自下达对白鑫“就地正法”的命令。
彭湃烈士遗像 董健吾以圣彼得教堂的牧师身份作为掩护,并将教堂作为中共的秘密联络点。他还在霞飞路开了一家古玩店,加上他精通英文,吸引了许多洋人来参观,这样可以很好地掩护他的身份。白鑫在中共工作多年,深知党的纪律的严密,也知道叛徒的下场,他在国民党的保护下躲进了上海党部情报处长的公馆里。董健吾则根据自己的社会关系摸清了白鑫的落脚地,并立即汇报陈赓。1929年11月12日晚,情报处长范争波与白鑫从公馆出来,他们没想到中央特科人员早已埋伏在公馆附近多时。就在范、白两人在公馆门口交谈之时,刹那间三个特科人员从车上下来向白鑫连开数枪,当场处决了这个叛徒。 1930年10月,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在长沙被捕牺牲。但国民党却故意释放毛岸英,企图通过毛岸英将毛主席的几个儿子一同逮捕,“斩草除根”。但在党中央的疏通下,毛岸英三兄弟得以抵达上海。周恩来下令将毛岸英他们送到党开办的大同幼稚园抚养,而当时负责大同幼稚园的正是董健吾。好景不长,1931年夏,大同幼稚园就被国民党破获,地下党员或被逮捕或被杀害,董健吾躲到了杨度家中,三个孩子只得流浪街头,毛岸龙不幸在流浪时失踪。董健吾无法坐视三个孩子受难,他在多方打听下找寻到毛岸英与毛岸青两兄弟,并将他们送到自己前妻家中抚育,每月按时供给20元的生活费和补贴。
毛主席和毛岸英 三、穿梭在黑白之间 1936年2月,董健吾抵达陕北瓦窑堡,并向林伯渠转达了毛岸英两兄弟的事情,此次见面,使断联许久的上海地下党终于与中央重新恢复了联系。随后党中央派冯雪峰前往上海担任上海办事处副主任,全权负责两地之间的联系。冯雪峰在上海向董健吾转达了毛主席对他的感激之情,并告诉他希望将毛岸英两兄弟送到苏联去培养。董健吾十分看重毛主席的指示,他随即赶往西安,以给张学良古玩的名义再度请求张学良能够帮忙。此前董、张二人已有过多次联系,也正是在二人的斡旋之下,中共得以与东北军、国府一方再度恢复谈判。张学良当机立断,决定帮董健吾的忙,两个月后,张学良赶赴上海会见董健吾,说恰巧他的部下要进入苏联并在中苏边境组织抗日义勇军,这正是送毛岸英两兄弟去苏联的最好时机。1936年底,毛岸英两兄弟被送到苏联莫斯科的第二国际儿童院,至此结束了他们在上海的苦难生活。
张学良 1936年6月,在上海的董健吾接到了宋庆龄的一项委托,那就是要护送一位美国人前往延安,这位美国人不是别人,正是日后成为中国人民“老朋友”的斯诺。宋庆龄为两人的接头准备了联络暗号,即由她亲手写下两句英文诗并一分两半,接头时互相出示诗句以作为暗号。斯诺一直是一名进步记者,他对红色延安十分感兴趣,更对毛主席等中共领导人感兴趣,因此他非常想去延安看看这些被国民党称为“匪”的中共领导人究竟是怎样的人。董健吾与斯诺在西安旅社成功碰面,尽管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但斯诺在日后撰成的《西行漫记》中却对董健吾有许多描写,看来两人的短暂交往给斯诺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1949年新中国建立,董健吾却因被牵涉进潘汉年案而被逮捕,被释放后在上海开设一家小诊所维持生活。1970年斯诺重访中国,他对当年的红牧师依旧保有充分的兴趣,为此他特意向毛主席提出要会见董健吾。经过调查后毛主席才知晓,这个从未谋面的红牧师就是护送斯诺进入延安,也是抚养他几个儿子的恩人。但也就在这年年底,董健吾便因伤病不幸去世。1978年,党中央决定恢复对董健吾的一切名誉,撤销之前一切不实的指控。
斯诺 文史君说 董健吾是牧师,也是铁血革命战士,他将一生奉献给了党,在上海工作多年,为我党做出重要贡献。正是因为董健吾的存在,毛岸英兄弟才得以逃出国民党的追捕。也正是董健吾发挥的重要作用,使国共之间重新恢复联系。尽管董健吾在今天名声不显,但我们不应该遗忘这位低调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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