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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初，杨福家开始了第二任复旦大学校长的任期。也就在这之后不久，他萌生了去意。一方面，一些事情让他有一种很深的无力感；另一方面，他渴望回归到自己热爱的学术研究中。1998年8月，他向上级组织提出了书面辞职请求，12月获批。1999年初，他正式卸任。 很多复旦老人觉得，相比前任校领导的治校风格，杨福家显得更“激进”一些，他的这种“激进”或者说“前沿”，来自于他开阔的国际视野。 2022年7月17日，86岁的杨福家在上海病逝。 曾与杨福家搭班子的复旦大学原党委书记程天权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福家作为一位承前启后的校长，留下的最主要痕迹就是引导复旦开拓国际视野，建设“开放型大学”。他的一些理念放在当时的背景下或许主要价值在于激励，放在现在的背景下则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如果杨福家是在今天担任校长，他的蓝图可以画得更精准，可以直接盖房子了。”程天权说。
2014年，杨福家（左二）率复旦大学师生赴美拜访李政道（右二）。在杨福家任复旦大学校长时，李政道在复旦等四所高校设立了大学生学术研究资助项目，受资助学生有的已成长为著名学者。图/受访者提供 “哥本哈根精神” 哥本哈根，是杨福家心中的“第二故乡”。 他曾说过，如果没有去丹麦，后面很多机会都是不会有的，一生中的这两年对他来说至关重要。 但机遇只青睐有准备的人。 大学四年，杨福家是公认的学习尖子，同时也是团支部书记、社会活动积极分子。当时大学改教俄文，但他出于兴趣，常到图书馆看狄更斯的《双城记》等英文原版小说。他在上海格致中学打下的英语基础没有退步，还熟悉了欧美历史文化。 1958年，他毕业留校，参与了筹建原子能系（对外称“物理二系”）的工作。1960年原子能系正式成立时，学校破例提拔一批政治、业务双冒尖的青年教师，年仅24岁的助教杨福家被任命为副系主任。 1962年，邓小平大胆提出了“往西方派”的设想，得到中央同意。1963年，中国与丹麦签署科学交流协议，派遣两名中国物理学家去丹麦进修。 经过层层推选，杨福家成为了候选人。1963年2月，他与其他40余名赴西方国家进修的候选人一起，集中到北京外国语学院，参加为期半年的英语培训。 学员按入学面试成绩编成两个班，杨福家分在了程度较差的二班，与来自北京大学原子能系的陈佳洱成了“患难之交”。两人决定，从现在起交谈不再讲中文，“洋泾浜英语”讲到底。 五个月后考试，二班13人中有4人通过了考试，杨福家和陈佳洱都在其中。陈佳洱被派往英国牛津大学进修，杨福家则被派往丹麦的玻尔研究所。 玻尔研究所即哥本哈根大学理论物理研究所，由诺贝尔奖得主尼尔斯·玻尔创办，在物理学界几乎享有朝圣般的地位。玻尔爱才如命，曾到处物色有希望的青年来所工作，被誉为“科学国际化之父”。他于1962年去世，研究所当时由他的儿子奥格·玻尔主持。 1963年10月11日，杨福家和来自清华大学的张礼经过长途跋涉抵达了哥本哈根。 他们到的那天正好是周五，研究所例行举行学术讨论会的日子，他们还来不及去报到，就被直接从机场带到了举行讨论会的阶梯大教室。奥格·玻尔和本·莫特逊都在场，讨论气氛极为热烈，这两人后来一同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杨福家从事的是实验物理，他与一位丹麦学者合作，在研究所的串列加速器实验室工作，以检验奥格·玻尔和莫特逊对一种核运动状态所做的预言。 他在这里的身份是博士后研究员。该所来自世界各国的50多位学者大都是货真价实的博士，只有他实际上是一个本科毕业生，又来自科技相对落后的中国，因此精神压力很大。他工作很拼，通宵做实验是家常便饭。 半年之后的一天深夜，在连续工作40 多个小时后，他终于等到预期的信号，实验成功了。研究所对他的工作很满意，邀请他将访学时间延长一年。 在玻尔研究所，人人笃信曾在这里工作的诺贝尔奖得主、大物理学家海森堡的名言：“科学扎根于讨论。”所里有一块大黑板，黑板前总是围着人。 1964年，海森堡来研究所领取“玻尔奖”，杨福家聆听了他的演说。他说，和尼尔斯·玻尔的一次散步讨论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散步。那一次，21岁的大二学生海森堡去听刚获诺贝尔奖的玻尔演讲，提出了一些尖锐的问题。玻尔一听就知道打中了要害，会后邀请海森堡一起散步，向这位年轻人请教，并邀请他来所里工作。 在杨福家看来，餐厅是研究所里的最佳学习场所。餐厅的菜式很简单，他甚至怀疑丹麦人连鸡蛋都不会做，下面的架子倒是很漂亮，大家都把白煮蛋放在上面，用勺子敲开壳吃，“弄来弄去就这么一个蛋”。但是那里却是最吸引他的地方。他很少去图书馆，觉得图书馆里都是老的知识，要学习最新知识不如向餐桌边的人请教。 所里社交活动频繁，杨福家一周少则两三晚、多则四五晚要受邀参加。研究所的50多位外国学者中有30多个美国人，他一开始有顾虑，但中国驻丹麦大使馆的文化参赞鼓励他，要多了解丹麦的社会和文化，广交朋友。 这些讨论和活动，让他的英语水平得到了长足的进步。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后，西方各界人士纷纷来访，这些西方科学家在复旦甚至上海的演讲大都由杨福家担任口译，前后有近百次。 杨福家说，在玻尔研究所的这两年让他经受了最纯正的科学精神的洗礼，是让他“破茧成蝶”的一段经历。他亲身感受到什么是“哥本哈根精神”，那实际上是一种“气氛”，一种平等自由地讨论和紧密合作的浓厚学术气氛。 1972年，奥格·玻尔在为杨福家所写的一封推荐信中写道：“他有独立见解，为人直率、幽默、易于相处。他是一个很有能力的物理学家，我强烈推荐他。” 1979年，应奥格·玻尔之邀，杨福家第二次访问了玻尔研究所。美籍华人学者、后来担任得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副校长的冯达旋当时也在这里访学，由此与杨福家相识。 他发现，杨福家一方面对所从事的研究有浓厚的兴趣，另一方面对科学以外的课题，如教育、经济以及中国的未来等也有广泛兴趣。他说，在“研究型大学”这一术语流行之前，杨福家已理解了“研究型大学”的职责。“总之，我清晰地看到，杨福家注定拥有一份超越科学的影响巨大的事业。” 主政复旦 改革开放后，杨福家一步一个脚印地迎来了冯达旋所预言的这份超越科学而影响巨大的事业。 1981年，他成为复旦大学首批博士生导师，其后又担任了研究生院院长。1987年起，他连续14年兼任了中科院上海原子核研究所（现名应用物理研究所）所长，这是中科院第二大所，拥有1200名科研人员。1991年，他被选为中科院学部委员（后称院士），还被选为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这年5月，他担任复旦副校长，倡议创办了高校第一个智库——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国内外媒体纷纷报道“这一改革开放中的新事物”。 1992年是复旦大学的换届之年。换届前夕，教育部和上海市委来复旦大学开展民意测验，杨福家是其中一位重要候选人。 杨福家话不多，但一开口就显得很有抱负。他常说“作为校领导要留下自己的痕迹”，一些人就冲这句话在民意测验中为他投下了一票。 1993年2月，他被国务院任命为复旦大学校长。在就职演说中，他提出“追求卓越，争创一流”的目标，认为当前学校工作的重心应当放在提高“国家队”水平上，使之有朝一日跻身于世界第一流大学的行列。 杨福家提出的“创一流”目标让大家颇感吃惊，因为学校实力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存在全面差距。时任复旦大学党委副书记程天权（1995年后任党委书记）认为，“创一流”的目标很鼓舞人心，讲出了大家想讲没讲的话，但因为条件并不具备，当时除了杨福家没人敢喊这个口号。 为了说服大家接受这个目标，杨福家说，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都要认清自己目前所处的历史位置，才能准确选择奋斗目标。在他看来，无论是从国家以往对学校的支持还是今后对学校的期望来看，复旦大学办成一流大学的目标是确定无疑的。 1993年夏天，经党委常委扩大会议讨论，把复旦大学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被正式提出，写进了《复旦大学改革与发展纲要（1993-2005）》。以此为目标，杨福家开始推行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 时任复旦大学副校长施岳群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福家是一位有主见有担当、善于争取话语权、能充分行使职权的校长，他一旦认定的事，力排众议也要坚决实行，这也是他的一些改革措施能落实的主要原因。 这些改革措施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倡导和鼓励“名教授上基础课”。鼓励措施包括给上基础课的博导每人每月300元特殊津贴。 教授为本科生上基础课在国外大学是常规操作，“文革”之前国内也是如此，但“文革”后这一惯例被破坏。90年代初，复旦教授基本都在搞科研，由副教授及以下职称教师为本科生开课，形成了刚毕业的研究生上基础课、名教授尤其是博导只给研究生讲课的普遍现象。 杨福家认为，一流教授应该上讲台，否则的话，学生进校前听说复旦大学有那么多名师，又是院士又是博导，进来后却连一个都见不到，会产生受到欺骗的感觉。 他自己1954年考入复旦大学物理系时，复旦校园很小，但老师们让他体会到了“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1980年刚评上教授时，老校长苏步青提醒他：“你得去上课，否则怎么能名副其实呢？”他才登上讲坛，收获学生的好评如潮。 他刚任校长时，全校108名博导，上基础课的只有2名，到第二学期已有16名博导走上基础教学第一线，几年后增至60多人，形成了以上基础课为荣的风气。 他上任后第一学期期末考试，全校发现27名学生作弊。他觉得，作弊成风，能算什么一流大学？除了整顿学风、提高学校的学术声望，他还有一个考虑，那就是很多作弊者是优等生，为了保住第一而作弊，这与现代科学的潮流相违背。 诺贝尔奖得主莱德曼曾说过：“集体性的工作是至关重要的；科学的享乐是带有观赏性的，必须学会如何从别人的成就中获得乐趣。”杨福家举例说，“顶夸克”的发现涉及两组人、800多位科学家，诺贝尔奖会颁给谁现在还不知道。当年爱因斯坦一年能发三篇大文章，现在800人只能合写一篇文章，科学越来越成为集体创造，必须高度强调团队精神。 经过讨论，复旦颁布校令：若学生上午作弊，下午就令其退学，发现一个就开除一个。 作弊即开除是“文革”前教育部就定过的一则高教条例，但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期，受社会风气影响，学校越来越不敢继续执行，因为有可能导致学生前途受阻，有学生家长甚至会到学校办公室下跪。但杨福家却有这个魄力去推行。 杨福家后来坦承，做完这个决定自己也有些后怕，因为如果真有50个人作弊被开除，他这个校长就做不下去了。 校令颁布后，第一次考试仍发现7人作弊，其后作弊人数迅速降低，降至每学期平均2人。对被退学的学生，复旦有一个“追踪关怀计划”，两年内如果表现良好可以申请复学。 杨福家非常看重一点，那就是给年轻人机会。因为他自己就是“给年轻人机会”的受益者，而且这些机会都“给得很及时”。此外他从自己亲身接触的那些诺贝尔奖得主身上看到，攀登科学高峰在很大程度上是年轻人的事业。 他履新的1993年是青年教师受“下海热”和“出国热”影响流失最严重的时期，一些与国际接轨的院系青年骨干教师几乎走空。 在杨福家的支持下，从1993年开始，复旦在高级职称评定中专门设立“打擂台”环节，40岁以下、30岁以上的教师可不受晋升名额限制，公开竞争教授、副教授职位。 当时还是复旦大学青年教师的胡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那时职称晋升通道十分拥堵，他的老师王邦佐50岁时才评上副教授，这种情况不在少数。杨福家设立“打擂台”这一破格通道后，青年教师晋升不再受年资限制，仅以学术水平为据，可直接提交评审材料由学术委员会投票评定，每个学科通常一次只能通过一到两人，竞争非常激烈。胡伟31岁时参与“打擂台”评上副教授，34岁评为正教授，35岁就已担任博导。 39岁首批评上正教授的陈思和称自己为“受惠者”，他在获评教授的同年评上博士生导师，第二年开始指导博士生。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和中文系其他一些青年教师由此得以在复旦稳定下来，目前中文系最重要的一批骨干教授都是在杨福家任期内成为中坚力量的，对复旦来说是承上启下的一代。 其后几年，百余名青年教师通过“打擂台”获得高级职称。1992年学校专任教师中45岁以下正副教授仅54人，到1996年已有207人，1997年达262人。 杨福家还是在复旦实行“通才教育”的积极倡导者。他看到，以前中国研究生教育不发达，因此将本科教育视为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导致本科的专业设置越来越专，这样培养出来的人毕业后可以成为某方面的专门人才，却难有大的创造力。现在到改革本科教育的时候了。 时任教务处处长、后任复旦大学副校长的孙莱祥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1994年寒假，复旦大学集中三天时间，召集百余名教授专家开展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教育思想大讨论。杨福家首先做了一上午的动员报告，然后请各院系教师代表发言，最后分小组讨论。近40名教授在校刊上撰文，各抒己见。 孙莱祥说，“通才”教育的概念很容易被理解成“万金油”，但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大学本科应实行“通才教育”，以使学生形成深厚的基础知识和较强的思考能力。这是后来复旦实施学分制改革的基础。 孙莱祥认为，在历任校长中，杨福家在重视本科教学方面有独到之处，是在这方面提出新观念最多、实施具体措施最多的校长，他的一贯思想是要与国际接轨，取长补短。 在孙莱祥看来，杨福家行事风格直接，批评起人来不大顾及情面，有时会让人吃不消，也因此得罪了不少人。他曾在全校大会上公开批评孙莱祥，让孙莱祥觉得很难接受，但后来他对孙莱祥的工作很满意，又几次在全校大会上公开表扬，还力荐孙莱祥出任副校长。 孙莱祥觉得，杨福家是一位有抱负的校长，他想在任期内将复旦大学提高一个层次，这一想法是适应形势的，他也确实在任期内让复旦大学的排名有了明显提升，在国内外扩大了影响。有人曾将他提出的“创一流”戏称为“唱一流”，但随着工作的推进都逐渐接受了这个目标。 “打擂台”成长起来的胡伟曾在哈佛大学做访问学者，是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创始院长。他说，杨福家是一位强势的有开拓性的学者型校长，他保留了学者的初心和风骨，是真正在按照教育规律和学术规律办学。作为以文科为重的综合性大学，复旦实施的通才教育非常符合文科“触类旁通”的特点，如复旦民间校训“自由而无用的灵魂”所体现的：看似未必实用，实则能派上大用场。 “失败或成功都好” 卸任复旦大学校长后，年过六旬的杨福家一刻不闲，常戴着一副遮光大框眼镜，身着一身干练的西装，奔波在世界各地。 2000年12月的一则消息，让已淡出公众视野的他又成为了新闻人物：英国诺丁汉大学宣布，将聘请他担任学校的下一届Chancellor。 诺丁汉大学是英国综合排名第七的老牌名校。一直到担任Chancellor之职12年后卸任，杨福家都感到难以准确翻译出这个词，因为中国的高校中没有相似的职位。 他曾打电话问香港大学的朋友，对方告知这个词在香港翻译为“校监”；他又问了老朋友、翻译家陆谷孙，陆谷孙很肯定地说，这个词只有一个译法，就是“校长”，各国的校长作用是不同的。 杨福家最初接到诺丁汉大学校务委员会拟推选他担任Chancellor的来函时，并没怎么当真。不久他又接到第二封来函，告知推选结果他名列第一。他这才问了对方两个问题，第一是有没有募款之责，因为他听哈佛大学校长说过，其首要职责是在世界范围内找钱。对方回答，没有。他又问，要不要主持日常工作？对方答，不要。他这才表示接受。经校董事会选举，他正式成为了新一届Chancellor。 他发现，英国大学管理制度的核心是以权制权，依靠董事会、校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来协作。Chancellor是顾问性质的，同时也是学校董事会主席，是这个权力制衡体系中不可缺少的一环。 至于为什么请一个中国人担任原来由王室和有爵位的人担任的Chancellor？他认为，这首先是诺丁汉大学的国际化战略所需，选他是看中了中国教育大发展将带来的机会。此外也是因为，他多年来活跃在国际学术交流舞台上，与美国学者合作出版了英文学术专著《现代原子与原子核物理》，作为国际大学校长协会执行理事经常参加国际会议，结识了很多朋友，包括诺丁汉大学的执行校长（Vice Chancellor）柯林·坎贝尔爵士。 陈弘1994年从复旦毕业留校，在校办工作，随后担任杨福家秘书。二十多年的共事让他深受杨福家“做人第一，修业第二”理念的影响。在他看来，杨福家为人坦荡，无论有什么看法都是当面表达，只要能改进问题、能推动工作进度即可。 2001年后，杨福家担任英国诺丁汉大学Chancellor，每年去英国两次，每次逗留十几天，出席诺丁汉大学两个学期的毕业典礼，亲手给每个学生颁发毕业证书。他还需要主持董事会议，代表学校出席一些重要典礼。每当毕业典礼时，校园里随处可见升起的五星红旗。 陈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杨福家是一位改革型学者，拥有开阔的视野和理念，习惯于带着对西方的了解来考察一个事物是否适用于本土，喜欢引用费孝通的一句话“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他很欣赏博雅学院模式，特别重视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2003年3月，教育部发布了《中外合作办学条例》。杨福家率先试水，在自己的家乡宁波创办了宁波诺丁汉大学。校董会有15名校董，包括7名英方校董和8名中方校董，杨福家既代表中方，也代表英方，并兼任校长。 第二年，宁波诺丁汉大学获得批准，开始招生。这是一个试验田，杨福家得以将自己关于博雅教育的一些理念倾注其中。 在他看来，博雅教育有五个要素。一是博，即文理交融；二是雅，即做人第一、修业第二；三是以学生为中心；四是鼓励质疑；五是丰富的学生社团和社会实践。 他很欣赏美国排名第一的博雅学院威廉姆斯学院校长弗朗西斯·奥克利在就职典礼上的一段话：“课外活动如同正规课程一样好；游戏如同工作一样好；同伴与孤独一样好；陌生或熟悉，不安与舒适，抗议或庆贺，规定或自择，失败或成功，都好。” （本文参考了霍四通所著《杨福家传》） 记者：宋春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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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9 10: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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