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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吉利 资深媒体人 大部分时候，时代的流动体现在一代人对某些词汇的逐渐生疏，比如闭路电视、公交月票，比如电话亭、IC卡，比如越来越稀有的书报亭，比如许久不见的《读者》杂志。 数字不会撒谎，《读者》曾经“亚洲第一期刊”的美誉，是用实打实的发行数据换来的。世纪之交前后，创刊二十余年的《读者》杂志攀上发行巅峰，平均月发行量超过400万册。2006年4月，月发行量更是达到惊人的1000万册；这样的纪录，未来恐怕很难再有刊物能够打破了。 但也就是在迈入新世纪的那几年，西祠胡同里的文艺青年开始酝酿灵感，当年明月和他的《明朝那些事儿》登上天涯论坛，百度贴吧诞生了越来越多只有年轻人看得懂的“梗”。《读者》的辉煌背后，一个新的阅读时代已经悄然来临。 如果说大众的阅读精力是一种有限的资源，那么互联网的崛起势必伴随着《读者》们的落寞。作为上市企业和那一批期刊的代表，《读者》近年来的境遇总是要接受舆论的反复审视：发行量减少，关注度降低，涉足影视投资失利。人们喜欢在一次次惋惜中，追忆自己作为《读者》读者的时光，但很少会花几块钱，再去买一本最新的《读者》。 《读者》的失落，镶嵌在纸媒失落的大背景下，但与很多消失得悄无声息的刊物相比，还在被讨论的《读者》又是相对幸运的那个——尽管在更年轻一代读者当中，这种讨论也许有些走样。
八十年代的拼图不能缺少《读者文摘》 《读者文摘》诞生在八十年代，自然也带着八十年代的某种气质。 那是一个怎样的时代？质朴、真诚、热烈、包容，就像一场昏睡过后，伸了个夸张肆意的懒腰，对于启蒙的呼唤和外部世界的渴望，席卷了全体中国人。 年轻人们省下饭票钱、车票钱买书，像饥饿的白蚁一样吸收知识：如今看来晦涩的《存在与虚无》《悲剧的诞生》，在当时成了人人追捧的畅销书；《红与黑》《约翰·克利斯朵夫》等经典西方文学，延迟一百余年登上国人的案头；朦胧诗人，像明星一样受到年轻读者的追捧。 钱锺书说，中国人的想象力不足，但在回忆的时候想象力又过分。当这些传奇被一再讲述之后，八十年代也罩上了理想和情怀的圣光。 事实上，补课式的启蒙阅读，不是大学生、学者、诗人们的特权，也是普通人实实在在的需求。在漫长的火车旅途上，在电视之外枯燥的夜晚里，在中小学生并不算丰富的课外时光中，人们需要一些内容可能不那么深刻、但足够多元的读物，它们显然不是尼采、萨特、托尔斯泰，而是包罗社会百态的《读者文摘》。 就像很多始于八十年代的传奇一样，创刊之初的《读者文摘》，没有指标，没有范例，同时也没有禁锢，没有束缚： 1980年，甘肃人民出版社总编辑的曹克己，找到郑元绪和胡亚权两个年轻人，让他们办一份新杂志，但连曹克己自己都说不清楚，这本新刊物应该长什么样子。胡亚权此前只办过知青农场小报和出版社内刊，郑先绪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和胡亚权一样是地地道道的理工男。两人跑遍了兰州的书摊报亭，翻阅了市面上并不丰富的报刊，最终决定办一本内容丰富的文摘。 “博采中外，荟萃精华，启迪思想，开阔眼界”，这是《读者文摘》四十多年不变的办刊方针。“深刻”，从来都不是这本文摘刊物的追求，让人看得明白、看得愉悦才是它最重要的风格。当今天的我们习惯于将八十年代描述成某种“精英文化的黄金时代”时，作为“活化石”的《读者文摘》仍旧记录着那个启蒙年代的大众文化价值。 让普通人读读美文，了解一些浅显的外国知识，在属于八十年代的文化拼图上，不能少了《读者文摘》。《读者文摘》，便是我们熟知的《读者》杂志最早的刊名。 
那个时代的“最大公约数” 今天翻看第一期《读者文摘》的目录，可能会感慨于内容的驳杂：健康保健、育儿知识、社会新闻、文学音乐，无所不包。 创刊号1980年送审，1981年春节后敲定，“读者文摘”四字刊名请赵朴初先生题写。参照当时很多刊物的流行做法，第一期杂志用女明星的一张侧脸照作封面，封三是来自台湾的校园流行歌曲《乡间的小路》。 头一篇文章是严肃文学作品，作家张贤亮的小说《灵与肉》。第二年，这篇小说被大导演谢晋拍成了电影《牧马人》，成为他的“反思三部曲”之一。许多年后，电影又因为那句“老许，你要老婆不要”的台词，在短视频平台上又火了一把。当下年轻人羡慕电影里表现的纯真爱情，却想不到这篇小说曾发表在他们很少留意的《读者文摘》上。 创刊不久便一炮而红的《读者文摘》，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普通人的阅读趣味：对于博学的人来说，它并不俗气；对于普通人来说，它又不算晦涩。因为文摘的性质，它能最大程度地让各路读者各取所需，在不同的阅读场景中占据了“最大公约数”。 时间进入九十年代，《读者文摘》逐渐摸到了更加稳定的风格，有人将其总结为“鸡汤+窗口”——创始人之一的胡亚权在向媒体谈论起办刊初衷时，曾提到“想要告诉中国读者，其实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我们不知道的美好事物、高尚行为”。鸡汤，对应的是“美好事物，高尚行为”；窗口眺望的，自然就是“世界上太多我们不知道的事”。 当然，无论是作为鸡汤，还是窗口，前提都是《读者文摘》所处的前互联网语境。当互联网这座巴别塔在人间拔地而起后，文摘类刊物的一大半功能都轰然倒塌了。 
互联网时代的鸡汤读本 据说《读者》曾对自己的读者做过一次调查，结果显示大学以上学历者，占据了相当比例。不过在2000年之后，随着互联网踩着新世纪的足迹走进中国家庭，《读者》的读者们想必被拨号上网带走了许多。 《读者》和《知音》《家庭》《意林》《青年文摘》《特别关注》《故事会》们，常常被放在一起讨论。60后、70后和80后对它们的告别，不是在某一个具体的时间点，而是经历了缓慢的过程。也许是某次行程从长途车、卧铺火车换成了高铁、飞机，也许是某个季度忘记了续订，也许是发现电脑和手机里缓存的电视剧已经看不过来，于是风靡一时的国民刊物，就像很多旧事物一样，慢慢不再被提起。而成为新的阅读主体的90后、00后，则大概压根就没有翻开过它们。 
很多声音把文摘刊物们的衰落，归结于技术层面——报刊亭关闭，纸质阅读收缩，网络成为中国人接收信息的主要渠道。但在技术性原因的背后，《读者》们面对的也许是更加无解的“功能性陈旧”。 以2010年第18期《读者》为例，“名人轶事”栏目中的《荼蘼与平淡》，“杂谈随感”栏目中的《别生春天的气》《这世界上有另一个你》，“人生之旅”栏目中的《人人都爱听好话》，基本代表了《读者》们一贯倡导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淡然坦然，不争不抢，宁静淡薄，从容不迫。 这种心灵鸡汤，长期抚平中国人心里的毛躁，但随着时代的焦虑积累到一定程度，鸡汤的疗效逐渐降低，甚至起反作用。无论是面对前几年戾气满满的“咪蒙体”，还是近些年围绕“躺平”和“摆烂”、“后浪”和“二舅”的争论，《读者》们奉上的鸡汤都显得格外无力：在逼仄的现实生活面前，过分抽象的云淡风轻显得意义单薄，甚至有些讽刺。 至于了解外部世界，中国人就更加不用依赖一本文摘了。新世纪的头十年过去，中国人相继迎来了北京奥运会、上海世博会，通过网络，通过影视剧，甚至通过旅行、留学，大家都能够以更为直观的方式对接世界，用《读者》上的翻译美文看世界，终究还是隔了几层。而当已经足够熟悉世界的读者们，回过头再看《读者》上那些描述时，一些争议就出现了。 
被怀念的与被鄙视的《读者》 尽管距离那次并不愉快的更名已经过去近三十年了，一些人仍然习惯于把《读者》称为《读者文摘》。 1981年创刊的《读者文摘》，借鉴了创刊于1922年的美国《读者文摘》，后者曾是世界上发行量最大的期刊，陪伴美国人度过艰难的大萧条时期。 八十年代末，美国《读者文摘》要求中国《读者文摘》停止转载自己的文章，后来又状告中国《读者文摘》侵权，使其在1993年更名为《读者》。1998年，《读者》又在这个大洋彼岸的师傅兼对手的异议下，把英文刊名标识由“READERS”汉语拼音“DUZHE”。 这种与外部世界既近且远、若即若离的关系，让《读者》在作为窗口介绍世界文化时，总像是隔着一层玻璃，外部景象投射进来，难免经历一定程度的矫饰变形。尤其对于10年代之后跑步进入舆论场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读者》风靡的时代，对于这本刊物并无太多好感。 在年轻网民聚集的B站上，有人贴出了一篇刊登在2013年《读者》上的《不阅读的中国人》：这位印度作者在文中列举了一系列中国人不喜阅读的见闻，并在结尾表示：“或许我们对于一个经济正在迅速发展的国家不应过分苛责，过于忙碌是压力所迫，并不是一种过错。但我只是忧虑，如果就此疏远了灵魂，未来可能会为此付出代价。宁可慢一些，松一些……”放在十年之前，这种“世界美好+心灵鸡汤”的文字还并不讨嫌，但在国民自信心格外高涨的今天，就难免要受到口诛笔伐，甚至被一些年轻人熟练地送上“崇洋媚外”的帽子。 原本，从更高的视角来看，纸质刊物的式微，就像电视、报纸、广播的式微一样，是正常的媒介生态更替，我们大可以用更加温情的姿态挥别《读者》们，就像美国人在2009年告别那本陪伴了他们一个世纪后申请破产的《读者文摘》一样。 但在当下激烈对立的舆论场中，90后和00后们正在使用10年代的价值视角，瞄准诞生在80年代的《读者》，完成一种错位的凝视。今天的年轻人无法理解四十年前的信息匮乏、阅读趣味，以及那个年代的人们对世界的想象；而当初《读者》的拥趸们，大概也不能完全理解年轻人们对一本老刊物的敌意。 于是，渐行渐远的《读者》们身后，留下的不是依依惜别的挥手致意，而是绵绵不断的争吵余音。怀念它的人，已经成为网络时代失语的“遗老”；鄙视它的人，则更像是在发泄着属于自己时代的激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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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2-8-25 21:05: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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