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边摆摊：热闹与辗转的40年

微言网编辑部

作者：陈悦
几乎没人会自带桌椅接受采访。
因为“家里堆了很多米面，不好招待客人”，吴鹏高、袁桂花夫妻俩和澎湃新闻记者约在一个路口碰头。吴鹏高骑电动车来的，载着一张折叠桌、4个塑料凳，后备箱还有三瓶矿泉水。
从1979年算起，吴鹏高在上海摆摊卖馄饨40多年了，袁桂花嫁给他以后成了掌勺人，还是路边摆摊。从人潮汹涌的黄浦闹市到杨浦区安静的街角，从挑担子到小推车、大轮车，从馄饨发展到炒饭、炒面、炒年糕、粉丝汤等，小馄饨从2毛钱（人民币，下同）一碗涨到10元，摆夜摊是夫妻俩一辈子的事业。
“我们摆摊子什么人都见过，天天都有新鲜的。”回忆起黄金岁月，夫妻俩高兴地抢着说，“拿着大哥大的老板都来吃我们的馄饨，还有打出租车过来的”，“外国客人都和我们一起拍照，吃我们的馄饨”，那是1990年代到千禧年左右。他们的一些故事分享在网络平台上，客人深夜循着导航找来，周末甚至要排队。
昼伏夜出、看见城管就要跑，夜排档几乎一直如此。夫妻俩也明白，“管理紧一点，我们就自觉停几天。这几年管得很厉害，去年、前年停了几个月都没做。”最近一个多月，摊子也停着，城管的车每晚就在附近巡逻，时常有客人打电话问出不出摊，夫妻俩四处投诉想办法，凌晨两三点才能睡下。
68岁的吴鹏高已经一头白发，61岁的袁桂花看起来年轻些，几十年间，他们的工作和生活都摇摆不定。吴鹏高出生于上海，人生大部分时间也都在这里，曾跟着父母去安徽支农，为了户口和生计，他折腾了几十年，过了60岁，更多工作机会也关上了门。
初次采访就在摆摊的地方，人行道开阔，周围以居民区和商铺为主，工作日上午人流很少。靠边摆出桌椅和水，夫妻俩和记者聊起来，近三个小时里邻近单位的保安来了三次，“不能在这摆这个。”“看着像摆摊一样，桌子收了。”“晚上摆了白天摆，刚才领导从这过说了。”吴鹏高回应道，“哪里摆了，我们在聊天”，但还是收起了折叠桌，三瓶水转移到塑料凳上。
天气舒爽的上午，如果能正常出摊，俩人这会儿应该在睡觉，直到下午一两点钟才起床，然后张罗买菜进货，迎接属于他们的深夜。摊子停了，城管找到家里通知他们不许摆，收入也停了。这样的事发生过很多次。
昔日辉煌
馄饨摊姓吴。民国时期，吴鹏高的七个爷爷（注：爷爷及其兄弟）有六个在南京卖馄饨，父亲也跟着做。后来，父亲去部队当兵，解放后在上海定居落户，他就出生在杨浦。
上世纪60年代，9岁的吴鹏高和父母兄弟迁到安徽支农，房子以一两百元抵押给了邻居，一家人的户口也从上海迁到安徽农村。
1979年，吴鹏高回到上海。当年的邻居已过世，房屋抵押一事难以证实，没有房子、无人可挂靠便无法落户，也没有工作。卖馄饨是家传手艺，吴鹏高开始挑担子，从五角场到国权路、同济大学，一晚上挑三个地方，年轻有力也不嫌累，维持着基本生活。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轮船是重要的交通方式，妻子袁桂花从安庆到上海便是坐船，上海十六铺码头每天的客流熙熙攘攘，馄饨摊迁到了码头。
“当时是南市区，现在叫黄浦区。就在码头做，日夜都在那摆。哎呦，是有人！那时候做得还有劲，早晚都有人。”吴鹏高回忆，生意兴隆时，夫妻俩一人推一个小车支摊子，只经营大小馄饨。
随着交通发展，水路渐渐衰落，十六铺码头的客流淡了。夫妻俩迁到金陵东路云南南路——当时的上海美食街，附近的上海大世界游客如织，淮海路热热闹闹，“在那一做就做了近30年，因为那个地方是市中心，非常繁华。”吴鹏高说，“在那里接触面很广，国内外的游客都很多，一到国庆节全国各地人游玩，非常热闹，那地方通宵都热闹。”
夏夜，馄饨摊常常被乘凉的人包围。“小馄饨来了，来来来，把东西让开。”夫妻俩出摊时，沿街乘凉的人们喊着自动腾出空间，家家户户大人小孩都坐在躺椅上，扇子摇着，看他们做生意。
随着黄浦区旧改，附近的居民越来越少，但繁华依旧。夫妻俩见证了淮海路的高楼从无到有，更重要的是，许多民工也来吃馄饨。摊子越做越大，增加了炒面、砂锅等，再往后换了大轮推车，“那个年代的生意比现在是好做多了”，俩人忙得不亦乐乎。
“一晚上做（挣）几十块钱开心得不得了。那时候（1990年代）钱值钱，租房子也便宜，在南市区租房60块一个月，但也简单，就一间房子。那时候烧煤炉，大家都是一个小炉子烧饭烧菜，在楼道口围一小块灶子间，房东家在那烧，我们也在那烧，简单得不得了。”袁桂花说。
她的手机里珍藏着那个黄金时代的见证——与客人的合影。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大学生到上海玩，看到馄饨摊很稀罕，吃完在摊位留影，主动提出要把照片寄给她。她给了地址但也没当真，“没想到他真的邮寄过来了。我接到了照片，我好高兴。我讲香港人真好，真是能信任。其他莫名其妙跟我们拍照片的人多得很，但是很少有人留个照片给我们。”
也有外国客人，在上海洗好照片直接送给他们。千禧年前后的上海开放热闹，吴鹏高摆摊也自豪，“德国的、瑞士的、法国的，我们那里外国人不稀奇的。”
“淮海路头就在我那里，离新天地也近。每年都有明星在新天地（太平桥）人工湖开演唱会。哇，那人不得了！我们摆摊，一到演唱会结束，金陵路人都走不动，交通管制，没车，都是人头。太热闹了！还有大世界、人民广场，都是玩的，国内外游客都多。”吴鹏高回忆起来神采飞扬。
后来再发展，摆摊的地方有了歌舞厅——K歌之王，众多明星捧场。夫妻俩没特地关注，但多少会听闻哪个明星来了，吴鹏高记忆中，“有时候铺红地毯，有的人从好远的地方跑过来看，拿个牌子在那里。歌迷大晚上不睡觉，都在K歌之王门口堵着，年轻小姑娘都很激动，热闹得很。”
袁桂花补充道，当时靠近居民区的摊子傍晚五六点就能摆出来，而他们要到晚上九十点钟才出摊，否则客流量大没位置，“那个地方真的是灯火辉煌。”
另起炉灶
2016年，市容整顿力度加大，夜馄饨摊也被城管收去了。尽管后来城管把设备还了回来，吴鹏高的馄饨生意还是一度停摆。一家人又在黄浦住了一年，有时打打零工，观望有没有继续摆摊的可能性。
无望。2018年，他们回到杨浦区，找到现在的路口摆摊，“也不是那么顺利，经常歇。国家有重大的活动，管理紧一点，我们就自觉停几天。这几年管得很厉害，去年、前年都停了几个月没做。”吴鹏高说。
不比以往的闹市街口，现在的选址入夜后十分安静，车少人少，亮着灯的只有几家餐饮店和宾馆。
顾客大多是从网上了解到吴鹏高的摊点，远的从几十公里外的松江、崇明、青浦过来，更远的还有外地的，今年春节后有苏州、无锡来的小青年，还有的从深圳坐飞机过来，“下了飞机就给我们打电话，行李都拖到摊子上”。
有过往的熟客，在网上认出他们，特地来尝尝当年的味道。也有附近居民，有时看他们没出摊，回家过半小时又跑来。“很多客人阿姨长阿姨短，用现在的话讲是‘粉丝’，很相信我们。有些回头客我们也不认识，都主动跟我们讲。”袁桂花说，摆摊几十年还是蛮喜欢，看着一些顾客从小孩长到成年。
馄饨摊每晚要支四五个小桌子，一般周五、周六都是满座。赶上生意好的时候，顾客们自发排起长队，要等候一两个小时。
旁边还有一家烧烤摊，各做生意，顾客有时一起点单。马路对面的鸡公煲、馄饨店也是营业到很晚，大概凌晨三四点打烊。
凌晨4时左右，夫妻俩准备收摊，清洗厨具、冲洗地面，电瓶车来回几趟运东西，起码要到5点半才能回家。如果是夏天，天都大亮了。回家洗洗理理，该进冰箱的进冰箱，不能用的丢掉，八九点钟才能睡觉。
醒来已是下午一两点。吴鹏高上菜场超市，袁桂花在家里收拾，需要网购的东西让孩子帮忙买，馄饨每天现做，肉要每天买。袁桂花先在家里包上10碗馄饨，其余的在摊位现包。根据城管巡逻时间，他们通常晚上10点半以后出摊，一个摊子能卖十几个品种，面条、炒河粉、粗细粉丝、炒饭、馄饨等等，袁桂花掌勺烹饪，吴鹏高打杂擀皮儿。
灶具是烧炭煤炉，生火时，路过的年轻人总是好奇，围着拍照。摆摊生涯里，煤气也烧了十几年，吴鹏高还有张煤气卡，每次自己骑车到煤气公司去换气，可以省5元运送费。后来，街面上不允许烧煤气，液化气罐子通通没收，煤炉又改回来了，现在倒成了惹人怀旧的稀罕东西。
对于夫妻俩的夜排档，网络上褒贬不一。袁桂花明白：“外面好吃的店那么多，为什么大老远来我们这，有的人就是怀旧，就是喜欢这种氛围。有客人说，打车100块来吃30块的东西，就冲着我们来的。还有个客人第一次带朋友来，第二次老婆孩子都带来。”
何以谋生
摆摊，离不了“打游击”。
“城管知道哪里有摊子，我们看到他们来，就快点跑了，客人在我们都没办法照顾，推个车就跑，什么凳子桌子都不管了。”袁桂花说，这种事发生过很多次。2022年10月、11月，摊子被收了两次，连电瓶车上的衣服都被没收，城管说要罚款。受疫情封控影响，摊子关了7个月拿不出钱，家里出行还得靠电动车，吴鹏高又新买了一辆。
夫妻俩也想过安定下来。1996年，他们借钱租下黄浦区国货路车站支路附近的门面，还是做馄饨生意，店铺装修好开张了，法院来封门，说房屋产权有问题。打官司折腾好几年，没落着啥，夫妻俩对租门店也没了信心。
那时候摆摊相对自由，白天不允许摆，晚上可以。街面有巡逻警察、联防队，类似于现在的城管角色。夫妻俩尽量固定摊位，方便熟客找到，那时也不像现在可以随时打电话问。
今年3月，城管到家里通知他们不许摆摊，远程监控可以拍得一清二楚，再被发现出摊跑也没用。而家里，一筐筐的大米、啤酒、火腿肠、矿泉水、餐巾纸，都是生计所需。
周边的门面也打听过，价位合适、能做餐饮的寥寥。杨浦控江路街道有许多门店设在居民楼下，开个窗户就算是“门”，租金便宜但不能经营餐饮；邻近的菜市场沿街有几个档口，十几平方米，月租5000元左右，主要卖熟食或葱油饼汤包等早餐，目前没有空档；摆摊对面的餐饮店都经营了10多年，前几年月租就一万五，即便有人出手，转让费还要十几万元。
其他工作呢？2020年疫情严重时，生意做不成，夫妻俩去社区服务中心登记找工作。有高校招聘保洁，只要60岁以下的，吴鹏高超龄了未能录取，当时的袁桂花58岁“擦边”录用。
“我们租房子2200（元），我去上班也就2470块钱，怎么能维持生活。”袁桂花说，摆摊放宽后，她一边做保洁一边帮衬家里生意，每晚在摊子待到凌晨2点，早上6点去上班，下午4点多下班，做几个月实在吃不消。后来要服侍媳妇坐月子，她索性把保洁工作辞了。现在连做保洁都超龄了。
不能出摊，夫妻俩也睡不着。每晚去老位置看看，城管的车就停在那儿，有时也在周边兜圈；又去其他地方看看能不能摆摊，有没有合适的门面，“每天晚上都转两圈，两三点回来睡觉，睡不着心里急，急就出去转，要不就开电瓶车跑远一点。”吴鹏高眉头紧锁，天天有人打电话问出摊情况，“每个顾客的电话我都认真接待，我要保留顾客们对我的希望。”
摇摆半生
“我们家基本生活很困难，就靠这个（摆摊）。”
吴鹏高的母亲今年93岁，两个兄弟还能照顾；父亲早就不在了，袁桂花也没见过；一对儿女从幼儿园到大学都在上海，已经成家。但儿子去年4月感染冠病后，身体状况一直很差，怕冷、出汗，“一天到晚帮他洗汗衫，衣服换不停；冬天他浑身骨头都觉得钻风进去，毛孔好像不收缩”，也因为心跳过快叫过几次急诊，一年来跑过多家中西医院也没查出病因，至今无法工作。孙子2岁多，媳妇自怀孕后就在家带小孩没上班。
一家人都担着经济压力。“去年几乎一年不能做生意，本来就没有积蓄，儿子生病，还要租房子，负债6万多。亲戚都资助了，三五百、一两千，媳妇娘家还有个堂哥很好，去年资助了几万。”袁桂花说。
上世纪60年代，吴鹏高一家人下乡到安徽，户口全部迁出，至今没能落回上海，这也意味着无法享受上海的相关待遇。
1979年回上海后，吴鹏高偶尔还回安徽看看，1983年经人介绍认识了袁桂花，两年后结婚。袁桂花记得，她的陪嫁是一床被子枕头、一个五屉柜、一个装衣服的大箱子，吴家“什么都没有”，家里至亲一起吃顿饭，就算是婚礼了。
“我现在还经常吵他，他当初答应我，他讲现在困难一点，什么都没有，以后等我们条件好了，再买这样买那样，我现在还骂他，啥都没有。”袁桂花说。吴鹏高在一旁苦笑，“到现在还是什么都没有。”
吴家重返上海后，在国定路临时搭了房子，自来水去邻居家提，点煤油灯，后来才从电线杆拉电用上电灯。房子搭了拆，挪位置再搭，第三次拆掉就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了，这时已经是2008年。吴鹏高夫妻在黄浦摆摊时就离开了家，大哥身体不好，也没有成家，就一直和妈妈住着，靠兄弟几个补贴生活。
“（我们）做点小生意就这么混混，也没有自己的家，今天搬到东，明天搬到西，自己的生活用品搬着跑，什么都没有。到现在快40年了，就这么度过的。”袁桂花还能想起1995年冬天，女儿正月初五出生，她腊月二十九还在推摊子做生意，“我们什么都自食其力，靠墙墙要倒，靠树树要歪，啥都靠不到。”
女儿在上海出生后，她很少回娘家，三两年一趟。她有七个兄弟姊妹，过年总有人在家。后来母亲离世，她回得更少，“谁家儿女结婚了就回去一趟，没事不回去，因为没有真实的自己家，好几年都没回去。”
为了落户，吴家三兄弟2001年前后集资在五角场买了一套二手房，一次性给家里十几口人申请户口，然后就没了音讯。现在母亲和大哥住在那儿。申报户口的事折腾好些年，来来回回都没有审批通过，再后来派出所连申请也不接收了。
如今一家人还是安徽农村户口。乡下的房子是泥巴砖墙，回上海后就没管过，屋顶的瓦片常年漏雨，房子倒塌多年。
“难”好像几十年没变过，只有谈到摆摊，夫妻俩笑逐颜开。
“刚开始做生意也觉得不好意思，从农村出来，突然到这大城市，一开始推摊子，自己觉得很别扭、很难为情，时间久了也习惯了。后来觉得白天推摊子也无所谓了，在大街上走也无所谓了，什么人我都见过，天天都有新鲜的，觉得这种生活也很好。”袁桂花仍抱有期待，如果在现在的位置违规，政府能不能指定一个合法的地方让他们摆摊。
那些做生意的乐趣，他们也喜欢和子女聊。2022年，儿子帮他们在网上分享了一些故事，概括了这摇摆的三四十年，“从青涩姑娘到头顶丝丝白发，一直在上海夜市里穿梭，做着柴火馄饨炒面给夜里上下班的人，也觉得是一种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