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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6日，有网友发文称四川成都石室成飞中学设置“学霸就餐区”，图片显示，该校食堂的部分区域，桌上摆着“学霸就餐区”的标志。该中学工作人员表示，这是每次月考对优秀同学的奖励。12月17日，校方发表声明， “此事反映出学校在落实素质教育工作中还有差距，对学生的激励方式思虑不周全，对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认识不足。现已整改取消。”（12月17日 南方新闻网） 以各种形式奖励先进、勉励后进，是各级学校的普遍操作，本次事件之所以引发争议，便在于“学霸就餐区”五个大字过于刺眼。一方面，人为地在学生中间营造某些区隔、等级，违背了有教无类的初衷；另一方面，这种分类对于“学霸”和普通学生都是有害的。 学霸用餐区掩盖了那些作为背景板的普通学生的失落与尊严遭受的倾扎，如此极端分类，也会给后进学生一种被抛弃感。而众星捧月营造出的等级幻觉，本质上不利于所谓“学霸”的成长与三观的完善，反而可能滑向精致利己主义的泥潭。 当然，所谓“激励”的说辞也值得质疑，既然“学霸就餐区”是一种激励性奖励，那努力读书，就是为了有一天让别的普通同学没有资格和自己坐一起吗？这让人感到深深的忧心。 值得注意的是，为“学霸就餐区”辩解的声量并不小，其认为：“用分等级来激励学生无可厚非，因为社会本来就是不公平的”，或者以上台领奖、中学分快慢班为例，来讽刺论者的上纲上线。 这一方面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向学校的蔓延，需要看到的是，照搬丛林法则的同时，也消解了教育的意义——纯粹的爱智之地，帮助每个孩子“认识你自己”；另一方面也值得我们反思，“学霸就餐区”所反映出来的，到底是“初衷是好的，但落实有问题”的极端个例，还是以某种单一指标压倒一切、倾扎多元的教育思维的典型体现。 在笔者看来，答案是后者，因为我们的教育，很少认识到“花草树木都有自己的时节，秋菊不该拿去陪衬春天的海棠”。 这则新闻总让笔者想到另一件事，不久前，浙大官微推送了《24/67656，他们拿下浙大最高层次奖学金！》一文，宣传竺可桢奖学金得主，文章在浙大校内和社交平台上引发热议，“学生已经沦落到用分子分母来衡量了吗？”“这个数字是冰冷的，他甚至给人一种自己做的努力都被毫不在意地泯灭掉的感觉。” 两个新闻放在一起，更具有某种意味。能考上浙大的，都是各个省份高考的佼佼者，具体一点，就是成都石室成飞中学“学霸就餐区”的座上宾，其实“学霸就餐区”何尝不是将普通学生当分母呢？也难怪有人说，“之所以你们会感到不舒服，是因为你们是浙大的，我们从小当分母当无感了。” 浙大的例子是对所谓“学霸就餐区”的一种绝佳反讽：当身处“学霸就餐区”而心安理得，或许就为你某一天按照同样的逻辑成为分母，埋下了种子。这种逻辑便是桑德尔所说的优绩主义：对于“个人的成功与奖励应完全基于能力与努力”的极端信奉，以及这种观点衍生出来的对于下位者处境、尊严的漠视。 两个事例也说明，优绩主义对于我们每一个个体都是有害的，即使我们可能一时站在浪头上，成为受益者，但“后浪”很快又会将你以同样的方式狠狠拍下。因此，不能只在利益受损时才反对优绩主义。 这对于教育的警示则是普遍的，这不仅仅是如何激励的问题，更是教育理念走偏、异化的问题，这需要追责，也需要反省，毕竟，优绩主义的种子，长不出好的教育。 作者：陈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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