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石川：留守儿童需要的不只是悲情与同情

杨家将

中国每年有近5万名儿童死于意外伤害，其中大部分是留守儿童;2014年一份调查数据显示，49.2%的留守儿童在过去一年中遭遇过不同程度的意外伤害。或许有人还记得4年前的“甘肃校车特大事故”，死亡的20个孩子中绝大多数是留守儿童。仅2013年6月一个月，全国就有15个留守儿童意外溺亡。而这些还只是“不完全统计”。(《新京报》7月13日)

留守儿童易受伤害的案例俯拾皆是，比如，过去一年中，宁夏灵武市一农村12名幼女，被村里幼儿园老师性侵，其中11人为留守儿童。在100多户人家的村庄中，这意味着十分之一的家庭受到伤害。“留守”二字掩盖了许多真相，孩子们年纪小，不懂得“留”更不懂得“守”，只能无奈接受。也不能责怪他们的父母，因为“我抱着砖头，就没法抱你;放下砖头，就没法养你”。很多农民工在外打拼，尚能养家糊口，一旦蜷缩在村里，恐怕生计都成问题。

有人把留守儿童称为“制度性孤儿”，正如有学者所称，留守人口现象根源于城市偏向的发展模式，某种程度上以农村家庭幸福为代价来汲取乡村资源，对农村和农民的生存空间产生挤压，导致乡村的衰败、凋敝与乡村共同体的瓦解，加深了城乡差距。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王尚旭对教育问题感触颇深，他认为“农村与城市的教育差距正在逐渐拉大”。应看到，城市发展有利于带动农村发展，它为农民工提供就业渠道，也有利于乡村改善面貌。但这种改变应该更快一些，城市对农民的反哺应该更多一些。

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农村留守儿童目前至少有6102.55万，占农村儿童的37.7%，占全国儿童21.88%。平均5名儿童中有1名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缺乏健康成长环境，毁的不只是自身前程。揆诸媒体报道，不少犯罪分子都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他们违法犯罪了，何尝不也是受害者？

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调研时说，“要关心留守儿童、留守老年人，完善工作机制和措施，加强管理和服务。”去年，李克强总理在陕西看望农村留守儿童，并与在外打工的留守儿童的父亲通电话，称“你们在外打工不仅给家里增加收入，也给国家作了贡献，你们是国家的功臣”。无论高层还是顶层设计，都极为关注广大留守儿童。如何更好地化解留守儿童的困境，除了开药方，对症下药，也应该关注其疗效如何。最重要的是，留守儿童需要的不只是同情和悲情，真正消除其成长窘境，应把最重要的资源，放在如何改变城乡二元体制，以及让农村获得更多的制度性发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