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李浩然 于 2020-6-19 11:46 编辑
怀念长期敬重的海默老师 （散文） 李 石 六十多年来，每当我听到高远辽阔的《草原牧歌》抑或《敖包相会》时，我就绝对想起我此生此世极为敬重和关注的海默老师，并且久久浮现出他当年的形容笑貌。 那还是1956年2月某日，我从学校回家，刚走上北京开往南宁的火车，就看见两位30好几的男士，对坐在他们的座位上谈话。再过细一看，那身前的茶几上，还摊着几本新出版的《大众电影》。 出于个人爱好本能，就将其中一本拿到手上，一看，竟意外地察觉那封面一侧有“孙谦”的签名。大约“三岁牛犊不怕虎”吧，竟然毫无顾忌地惊问起来：“你就是写《夏天的故事》的孙谦？” “你说呢？”对面的另一男士，在我还在疑虑时，竟直率地发过话来。 我顺着他的问话看过去，那人也穿着灰棉袄，戴着皮帽子，围着灰色围巾，比这人个子稍瘦，但两只眼睛特别有生气。我犹豫了一会，就冒昧地对他说：“他是孙谦，那你一定是海默了！” “鬼精——！”那自认叫海默的，不禁批咄起来。 半个月以后，我回到学校，把自己当天在火车的见闻，说给两位正教我们年级的语文老师听。 杨老师是教现代文学的，30岁上下，共产党员，在大学读书时，就曾参加中国人民慰问团到朝鲜前线慰问过志愿军，他说他们团里好像有这么一位团员，后来还写了一本书，据说原是山东人吧。 “山东人有个宁折不弯的秉性。”说到这里，教古典文学的的陈老师插进话来。 陈老师五十六七岁，清瘦瘦的，据说原曾当过原山东省主席王耀武的秘书。解放以后，在淄博教过一段书，还常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写点文章，发些小画。 对于这两位德高望重老师的谈话，我是坚信不疑的，于是就坦率说出自己的想法：“现在作家队伍时兴带徒弟。我不知道可不可以去找找他们？” 陈老师没做声。 杨老师竟大声地开导我：“你不就有这个条件？——还到哪里去打着灯笼寻找？” 那时我仅19岁多，就曾利用课余时间读了不少中外名著，看了一些黑白电影故事片，包括海默的报告文学《突破临津江》和电影文学剧本《草原上的人们》等，而且就在这年2月某日，破天荒地在当时的《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第一篇不大的文章。在校内外老师和同龄人的鼓舞下，也就把想拜海默为老师的想法，毅然而决然地付诸了行动。 当时，我正兼任着学校《校园通讯》的副主编，于是也就利用大多课余时光，寻找资料，搜集素材，准备试着写个电影剧本。 大约无巧不成书，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老家参加湖南和平起义的“湘南民联”某负责人，给我讲述了他们起义的一些经过。我想起了当天偶然遇见孙谦和海默的事，再加上杨老师的指点，就设计出了电影文学剧本《瑶山的火焰》的故事梗概，其后，还罗列出了整个剧本写作提纲。 眼看时机已快成熟，在1956年3月6日，就给海默老师写起信来。信上除了几句客套话，就直截了当说出自己的想法。 信写成以后，有两个突出问题我是有顾虑的：一是自己当天并没问清海默老师的通讯地址，二是他会不会向我就读学校领导告我动摇专业思想的状？ 如何办？第一难题，我将信发到《大众电影》编辑部，请编辑部代转；第二难题，下大决心：不怕！ 两天后，我将信发出去了！ 在我还心存疑虑和惶恐的一周以后的某天，一个落款“北京”的大信封被学校传达送到我的课桌上。 我看到它，只觉心里“突突”直跳，待到打开信封抽出信笺粗略过目后，才被他的格外的亲近和超常大度所鼓舞。 那信笺上方印有“北京第四创作所”字样，下面是两页直行，字迹清新飘洒，连标点符号都明白晓畅。后面几小段是这样写的（此信我一直认真保存着）—— “你通过《大众电影》转来的信，我已经收读。谢谢你对我的了解和信任。 “你在学好专业的前提下涉足文学，并且已经有了可喜的收获，比如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了文章，近段又学习创作电影文学剧本《瑶山的火焰》，这都是好事，相信你会取得成功。 “………… “至于说要老师带你做徒弟，我很高兴。以后有什么要求，我一定尽力而为。 “祝你进步！ 海默1956年3月21日于北京” 在海默老师的鼓舞下，我除了做好功课，做好学校分配给我的工作，就顶着酷暑冒着严寒，写下了全书稿的168章中的120多章。 到得1957年的6月上旬，全国大规模的反右派斗争就暴风骤雨般的铺天盖地而来！ 当年我就读的专业学校是省里直接管辖的，不消说，学校当局就死死地抠住我在《中国青年报》上发表的文章里，有“反官僚主义”的话，还说写《瑶山的火焰》电影剧本是为国民党残余势力翻案，（注：当年的“湘南民联”实属和平起义。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广州军区司令部政治部已下达文件）除横蛮收缴我写的那份书稿和所有原始资料，还将我“双开”回家，交生产队劳动改造。 记得在那些日子对我多次的批斗中，有人言之凿凿警告我说：“你投靠的海默倒了！也和你一样遗臭万年了！” 我听后，不禁暗自发笑：“我还能遗臭万年？！” 我家贫农，当了农民了，天地反而更加广阔。海默编的电影，如《母亲》《建设进行曲》《深山里的野菊花》《洞箫横吹》等，我反复地观看；他当年写的几支歌，尤其是《草原牧歌》《建设进行曲》《敖包相会》和《河边对唱》，我常常哼唱不误。 1962年3月4日，我到了北京海运仓南小街的《中国青年报》社，被读者部一位姓尤的女同志接见。当我问及海默老师的近况时，她诚恳地告诉我：最好不要去找他！ 走出报社后，我孤身只影爬到崇文门的最高层（当时还没专人管理），在茫茫的风沙中，我向着四围几次高声大喊：“海默老师——，你在哪里——？”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当教员了。我一有空，就边弹边唱《草原牧歌》《建设进行曲》和《敖包相会》。 退休以后，我住到了长沙。这又是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每与朋友们谈起海默老师来，都甚为敬重。 早些天，我通过《中国作家网》，发现北京天坛纪念馆有海默老师的专门网页。一时悲喜交集，除了向久违的老师遗像三大鞠躬，就写下了这篇短文。 长期与中国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满身正气满腔热情的张海默老师，你走好吧。我们伟大的共和国，如今正像你早年歌词里所写的一样:“快快走上繁荣幸福的道路”！（2020-6-18-长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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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9 11:4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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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6-19 22:06: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