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同是留学苏联 中共开军校 国军全忘光

微言网编辑部

大约在100年前，国共两党都曾派出过不少优秀人才到国外留学，学习西方的先进经验。其中一个重要方向就是苏联。

不过令人深思的是，同样是去苏联，中共许多人才学成归来，对提高军事指挥水平、促进军队现代化建设起到巨大作用。而国民党将领留学回来后，对实际工作却一无所用。

尤其是蒋介石之子蒋经国，也有一段留学苏联经历，作为这一历史现象的亲历者，蒋经国不无遗憾。

一、中共5位元帅、3位大将曾留学苏联

如果看过《太行山上》这部电影，相信不少人对中共将帅说俄语的片段有很深印象。

1937年，朱德、左权率八路军总部在山西抗战时，因为电台密码被日军破译，朱老总和左权被困，电台不敢呼叫附近的一二九师部队，危急时刻，副总参谋长左权用明语直接和一二九师刘伯承、邓小平通话，成功调来一个旅解了总部的围。

不过左权说的明语并非汉语，而是俄语。日本人虽然听到了左权和刘、邓首长的对话，但听不懂俄语干着急。

这个典故的渊源，其实正是中共许多高级领导干部和将领曾经留学苏联的经历。

据统计，上个世纪20年代，也就是中共创立初期，曾派出大量优秀人才到苏联留学。留学院校包括莫斯科东方大学、中山大学、列宁学院、伏龙芝军事学院等。

其中最为知名、对中共贡献最大的，莫过于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

中山大学是苏联为了援助中国革命，而专门设立的。1924年国共第一次合作，孙中山先生与苏共政治倾向一致，苏联方面非常支持中国革命。可惜中山先生翌年去世，苏联为了帮助中国培养革命人才，专门成立了一所大学，名字就叫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的主要学科是政治学，主要教授共产主义革命理论。同时也培养外语、自然科学和军事学等。国共两党共派去过4期859名留学生。1928年由于中国两党停止合作，国民党停止向苏联派留学生，中山大学改名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

伏龙芝军事学院则是苏联专门培养军事人才的知名院校，这座学院成立于1918年，几乎所有苏联高级将领都有过在这个学校上学的经历。该校至今犹存，与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美国西点军校以及法国圣西尔军校并称世界“四大军校”。

苏联当时对中国真是没得说，主动向中国提出，每年从中山大学的应届毕业生中，选取100人到伏龙芝参加军事培训。

不得不说，日后解放军很多建设理念，与这次留学经历不无关系。

参加过苏联留学的中共高级领导非常非常多。我们简单看一些主要的：

留学中山大学的有：邓小平、董必武、林伯渠、张闻天、张国焘、王稼祥、叶剑英、杨尚昆等人。

留学东方大学的有：刘少奇、任弼时、朱德、蔡畅、李富春、陈云等人。

留学伏龙芝军事学院和其他军事院校的有：刘伯承、聂荣臻、101、左权、陈赓、萧劲光、许光达、刘亚楼、朱瑞、李天佑、甘泗淇等。

这其中包括了5位开国元帅：朱德、刘伯承、聂荣臻、叶剑英、101，3位开国大将：陈赓、萧劲光、许光达。

可谓人才济济。

包括上文我们提到的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如果他没有过早牺牲，最少也是大将级别的人物。

二、军事理论家左权

左权牺牲于1942年太行根据地反扫荡作战。说起他的牺牲，大家提到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惋惜。

左权先后在中山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留过学，他本身文化水平较高，学习起来进步很快，特别是对军事思想吸收得很好。

1930年左权回国后，如果只从履历看，他没有像同时期101、陈赓、粟裕等人一样，在战争中大放异彩，几乎没有指挥过什么像样的战斗。

刘伯承和左权

但他在军事理论方面的才华无人能比，他对红军及八路军的正规化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论及30年代我军的状况，可能大多数人都停留在英勇奋战、能吃苦等层面。实际上军队建设需要的不仅是这些客观层面的东西，30年代整个中国的军队都处在旧式军队向现代军队转变的过程，极其需要系统军事理论来支撑。而左权正好满足了这个时代需求。

什么是旧式军队呢？突出的特征是组织形态陈旧，作战手段陈旧，兵力运用陈旧。

川军大概是一支端着火枪的冷兵器军队。其实不光川军如此，其他军阀军队如此，国民党中央军也如此。

组织形态陈旧，大概说的就是军队组织架构没有现代化，基本上是一元化领导，主将统管一切，主将的指挥水平决定了部队的战斗力水平。参谋部基本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当时国民党军基层旅团级部队，参谋长的地位不高，通常是副旅长、副团长发挥参谋长的角色。虽然有参谋部这样的编制，但和冷兵器时代的通政司差不多，作用发挥很一般。

作战手段陈旧则体现在现代军兵种协同作战水平不高，当时的中国军队以陆军为主，陆军由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装甲兵、通讯兵等不同兵种构成，但各种兵种如何发挥优长，兵种之间如何配合，并没有形成体系。特别是步炮兵协同，理论严重滞后于实践，国民党军空有许多炮兵，应用水平却不是很高。这一点后文将有详述。

兵力运用陈旧，中国军队相对于同时期西方军队有着较大差距。特别是大兵团作战的运用、高度机动战术、机械化部队运用等，国民党军基本阙如，红军在这方面没有对手可学，只能一点点自己摸索。

左权因为军事理论素养很高，抗战时升任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协助彭德怀指挥作战，为八路军参谋部建设以及部队正规化建设作出巨大贡献。

八路军在山西抗战期间，时任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曾到一二九师参观八路军建设，对部队的思想教育、组织和训练状态十分欣赏，还向朱德讨要部队建设经验以及一批政工干部。可见当时我军的组织形态，已经领先了号称正规军的国民党军。

左权对正规化建设十分重视，笔耕不辍，撰写《新战士的军事教育》《埋伏教育》《战术问题》《建设问题》等问题，指导部队作战。还和刘伯承合力翻译了《苏联工农红军的步兵战斗条令》，被八路军作为制式战斗条令。

说这个可能略显专业，但关于部队军事教育——注意，这个与思想教育有所区别，是指对士兵的军事技能、军事理论知识教育，左权是我军在这一领域的开先河者。

关于步兵战斗条令，左权和刘伯承所做的事也开辟性的、具有历史预见性的。这个事情的意义是什么呢？

八路军的建设从此开始有了法规条令可循，一旦有了这个，步兵战斗、训练、战斗力生成，从此有了比较成熟的模式，这就从根本上告别了旧式军队的套路。

换在冷兵器时代的军队，军队主将是什么成色，基本上决定了一支部队的战斗力水平。历史上的韩信点兵、岳家军、戚家军等等典故，无不说明，主将强则部队强，主将弱则部队弱。盖因各人练兵思路不一样，没有固定的章法。当然也会有杠精说什么孙子兵法、武经总要之类的，但那些远古理论大多是抽象、偏哲学层面的，不具备拿来就用的操作性和普遍适应性。

而左权干的这些事，正是要建立正规化的、普通人可用的普适性操典，建立流水线式的练兵模式，不管谁来当师长、旅长、团长，拿来照用，便可大批量训练出合格的士兵。

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我军始终没有精力来制定合乎中国实际的步兵条令，直到1950年，我军才重启条令规章的建设。

可以说，论军事理论修养，当时军中除了刘伯承等寥寥数人，没有人能比得过左权。他的牺牲，是我军正规化建设史上不可估量的损失。

三、首位炮兵司令也在苏联留过学

我军炮兵这个兵种，始于朱瑞。

朱瑞，生于1905年，江苏宿迁人。1925年赴苏联留学，先在中山大学，毕业后又到克拉辛炮兵学校学习。

当时谁也没想到，这位20出头的年轻人，日后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的创始人。

1945年七大结束后，中央军委看重朱瑞在军事理论方面的造诣，打算让他出任副总参谋长，但朱瑞自告奋勇要当新组建的延安炮校校长，发挥他当年苏联留学的专长。

当年11月，由于东北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我军派出大批干部赴东北，考虑到东北有大量日寇遗留的炮，上级命令朱瑞带着延安炮校也赶赴东北。

当时我军还没有建制炮兵，虽然各个部队都有一些零散的炮，但一无人才，二无专业技术，三不成建制，光让不懂行的野战军将领们去搞，搞不成多大体系。

朱瑞着眼于这些现状，在东北来了个四步走：

第一步，建立东北军区炮校，培养炮兵专业人才。

第二步，加紧收集炮兵装备。说起来这个，确实是中国特色，别无先例。当时延安炮校初来东北，满心满眼地要接收日本人遗留的炮兵装备，但来到之后发现并没有多少，还被国民党军抢了先。朱瑞只能带着炮校的人到东北大平原上到处收集散落的炮兵装备，硬是七拼八凑凑出来各种火炮832门（其中加农榴弹炮49门、野炮97门、山炮108门、步兵炮141门、迫击炮约300门、高射机关炮、飞机用机关炮共137门），另外还有坦克及牵引车65辆、弹药63万发，以及一大批火炮零配件和器材。

第三步，成立炮兵部队。朱瑞从一开始建炮校就存着建立炮兵部队的计划，1947年他开始依托炮校学员和一些干部，大规模组建炮兵部队。一个连一个连地组，一个营一个营地加，到1948年8月，东北军区居然建立了16个炮兵团。

当时我军自己还不具备大规模生产炮兵装备的能力，朱瑞与苏联克拉辛炮兵学校的老同学联系，通过各种关系说动苏联高层，协调苏军运来数十列车的弹药、器材及各种日式旧武器。

朱瑞理所当然地成为东北炮兵首任炮兵司令。遍观当时四大野战军和华北野战军，只东北一家有如此成规模的炮兵部队，说朱瑞是我军首任炮兵司令虽不严谨，但他在我军炮兵建设历史上的功勋和地位，却是无人可比的。

第四步，推进炮兵正规化。朱瑞感到，炮兵作战也要向正规化迈进。当时国民党各军种各自为政，空军玩空军的，海军玩海军，虽然装备多技术先进，却没什么战斗力。有鉴于此，朱瑞决定把炮兵主力团分到东北野战军各个纵队，使之与步兵在作战中互相配合。我军历史上步炮协同战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朱瑞这个明智的决定。

后来东北野战军炮兵横空出世，在辽沈战役各个战场，打得国民党军狼奔豕突，后来开入关内加入平津战役，打密云、战新保安，一战全歼国民党军104军，竟吓得傅作义大惊失色，实炮兵之功也。

四、蒋经国的虎头蛇尾

对比中共留学苏联人员的巨大贡献，国民党方面就黯然失色了。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与中共分道扬镳，1928年便停止再派留苏学生。所有从苏联回来的人，都要先审查是否通共，如洗脱了嫌疑再行叙用。这一点颇令留苏学生们寒心。

其实苏联的大学虽然教授了不少共产主义学说，但除了中山大学之外，其他学校还是非常注重军事方面的教育。苏联的军事理论在当时的欧洲，并不逊于英法德等传统强国，特别是军队建设理论自成一家，还是有很多可借鉴之处的。

但国民党政治当先，论主义一票否决，阵营既不相同，其他便无足论。

当时有据可查的国民党派去留苏人员，共有193人，其中贺衷寒、杜从戎、周明和王懋功四人还因为黄埔军校的推荐，去过伏龙芝军事学院学过习。

这193人中，最著名者自然是蒋介石的长子蒋经国。

蒋经国1925年到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1937年才回国。

由于其特殊身份，苏联方面对他一直“关照”有加。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苏联谴责蒋介石的行径，把蒋经国发配到西伯利亚当列兵。蒋经国被迫大义灭亲，发表声明声讨父亲蒋介石背叛革命。后来为了自保，又于1936年在《真理报》发表声讨蒋介石的公开信。

1937年中国全面抗战爆发，国共两党达成合作，蒋经国获准返回中国。

毕竟父子关系大过一切，蒋介石没有计较儿子当年的声明，人在异国扣为人质，说什么都是可以原谅的。

蒋介石叫儿子在浙江老家读了一段时间中国传统经典和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叫他洗洗脑筋，和共产主义做做切割。

但蒋经国年轻时代在苏联，耳闻目睹都是苏联共产党的一套政治理念和工作方法，特别是其中一些亲近人民的做法，他也能感觉到其中的积极意义。要说切割，他并不能完全忘掉苏联的见闻，以及自己悟出来的一些道理。

这些道理，因为他的特殊身份，很快在实际政务中付诸实践。

蒋介石对江西老苏区一直不是很放心，便叫懂得共产主义那一套的蒋经国去江西赣县当县长。1939 年，蒋经国又升任赣南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

老蒋的本意是叫儿子在基层做出一些实务，为日后升迁积累政治资本，顺道洗荡中共在江西老苏区的思想残留。

谁知蒋经国却违背了蒋介石的初衷，大搞苏联的一套办法。

他在赣州设置了四个意见箱，百姓可以举报贪污、盗窃、腐化欺压人民的事。根据在苏联学到的“先锋模范作用和联系群众”的观点，小蒋在任内勤政亲民，遍察百姓疾苦，大力整肃干部作风。

他还开办了赣南“青年干部培训班”，要把其发展成为“政治的黄埔军校”。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教学模式和列宁格勒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的训练方法结合起来，“以精神讲话、特约讲课、政治课程、训育讲话等方式向学院灌输政治思想”

甚至在地方经济建设上，蒋经国公然在赣南推动了“建设新赣南三年计划”，效仿苏联实行经济统管政策，成立一系列国有企业、公司以全面控制赣南的经济生活：“新赣南银行”、“新赣南建筑公司”、“粮食配销处”、“新赣南农林公司”等。

蒋经国甚至打出了口号：“要将赣南建设成为一个人民的劳动生活乐园。”

这番作为在民间固然大受欢迎，但在国民党内却引来一片惊呼，一些党内元老说：“朱毛把江西祸害得还不够嘛，又让太子这样搞，岂不是要把江西全面赤化！”

蒋介石大出意料之外，连忙阻止了蒋经国，后来找借口把蒋经国调回中央，让他负责三青团的事，手把手教他往“正路”上走。

蒋经国脑子里的“赤化”思想，后来被蒋介石关得死死的。绝大多数国民党留苏人员，在苏联学成的理论知识，在国民党刻意的稀释与压制下，慢慢地全都淡忘了。

就算是对共产主义有过一点执念的蒋经国也完全无法施展抱负。直到退居台湾，1975年老蒋去世、小蒋上台，才真正又开始了一些带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尝试。不过世异时移，小蒋再怎么折腾，也是日之夕矣，只能在小小一岛获得一些所谓的成绩。

而那个早衰的国民党，在最需要外部理论和科学力量帮助的时代，曾经自闭家门、遗珠于野，导致丢了江山、失了社稷，这个错误，又有谁能弥补得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