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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这家公司 压垮了蒋介石的民国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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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1-5-23 21:33:10 | 只看该作者 |只看大图 回帖奖励 |正序浏览 |阅读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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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上海打老虎

1948年,国民政府陷入深度危机之中。政治上有中共的强势进攻,经济上通货膨胀。可谓内忧外患,千疮百孔。

8月,蒋介石颁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等几项法令和办法,宣布实行金圆券,行政院颁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其用量不得超过三个月,否则以屯积论。

蒋经国正是在这关键时刻,作为经济管制督导员俞鸿钧的助理赴上海任职,拉开了他轰轰烈烈的“打虎”运动。

这是国民党政府在大陆的最后一次经济整肃运动,最后以彻底失败退场。它的失败,意味着国民党统治在大陆的结束。

这关乎国民党生死存亡的打虎运动,其失败不过是一批和日常品关系不大的汽车,而这批汽车的拥有者是扬子公司,扬子公司的老板是孔令侃。

孔令侃是国民政府中权贵资本的代表,也正是它压垮了国民政府,成了骆驼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

谁能想到,一个庞大的、威权政府的坍塌,就因为这几辆汽车和一点其他商品。

表面上看,国民党政府的垮台是在战场上了。实际,以夺取政权为目的的战争胜败都取决于民心。

民心失,失天下。

国民党的前车之鉴,可谓深刻。

上海是中国的经济重镇,上海的经济稳定决定着全国的经济稳定。蒋经国临危受命,就是为了整肃上海的经济。

蒋经国是留过苏的,有着布尔什维克的发动群众搞运动的经验。他的做法是动员群众参与,提倡检举告密,打击奸商劣绅。

这种做法,在苏联可以,但在当时的中国不行。

任何群众运动,都需要有强权做支撑。这才能把看上去群众自发的运动,控制在政府的手里。否则,群众运动无法控制,就会带来难以控制的后果。

苏联能打土豪分田地,能兼并企业主,背后就是靠强权达到目的的。整个社会,从群众动员,到武力参与,到政府宣传,都是一以贯之。缺一点,到最后都无法掌控,最后就反噬了自己。

蒋经国,只知道在经济整肃上雷厉风行,没顾及对社会舆论的把控和高压政策的无条件配合,所以失败,其实从开始就注定了。

蒋经国先从荣氏家族的申新纺织公司和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的鸿兴证券开刀,开局之猛,让全国为之震动。

蒋介石都对他蒋经国的所为抱有极大希望,他在日记中写道:“经儿将沪上最大纱商鸿元与杜月笙之子拿办,移交法庭,可谓雷厉风行,竭其全力以赴之”。

蒋经国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让美国人提高了警惕,美国人认为蒋经国“全为俄共产主义之思想,而其行动真是打倒大小资本家之力行者”。当时的行政院长翁文灏提醒蒋介石,“美国人必强力反对,并将正式警告”。

不只是提倡市场经济的美国人不能接受,连惯于搞群众运动的苏联也看不惯,对蒋经国的“打老虎”,塔斯社发文称“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

蒋经国在全面整顿以后没多久,即召开上海巨商开会,并坚邀杜月笙参会。

杜月笙会上的一席话,成了蒋经国打虎的一个转折点,甚至可以说,打虎的最终失败,就来自杜月笙的一段话。

杜月笙在会上说:“我的小儿子囤积了6000多元物资,违犯国家的规定,是我的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资登记交出,而且把他交给蒋先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也可以说是今天到会的各位大家的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的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

扬子公司即孔令侃的公司。

杜月笙毕竟是老江湖,每一句话都是希望蒋经国依法处理。

国民党政府虽然实行的也是威权统治,可表面上,他还是要依法。

如果完全的威权统治,法的执行就可以选择性。即蒋经国既可以法办扬子公司,也可以不发办扬子公司。谁要是不服,就法办谁,这也是许多威权政府的管理惯例。即所谓选择性执法。

但选择性执法必须要符合一些条件,比如权力的掌控不受挑战,媒体的把控必须完全掌握在政府手里。

蒋介石对内的权力把控还是有自信的,但对外的媒体管控显然有所欠缺。

这种现实环境,让蒋经国进入两难。他把扬子公司查封了,但后续他确实处理不动了。

宋美龄在北方军事吃紧,蒋介石急于在北京排兵布局的关键时刻,为了孔令侃的扬子公司被宋美龄喊到了南京。

蒋经国打不了孔令侃的公司,在程序上确实也有他的难处。首先,孔令侃的公司囤积的不是日用商品,而是汽车及零部件;其次,扬子公司也按照政府要求对商品进行了报备,无非那份清单是用英文的。当然,如果扬子公司没有背景,不管合不合理打了再说,在当时舆论热议的关键时刻也未尝不可。但恰恰这是孔令侃的公司,而盯着它的又是上海滩最有影响力的杜月笙。

如果蒋经国可以不依法,当然打和不打也没关系。杜月笙要不服,也可以把杜月笙抓起来,黄金荣就是个案例,以后不都去扫马路了。

但孔令侃此时是他的槛,许多人都盯着他。上海的媒体是民办的,大量的报道铺天盖地,蒋经国根本没有控制媒体的能力。

连他的得力助手贾亦斌也反复询问,孔令侃案到底办不办。

扬子公司查封以后,上海各大媒体《正言报》、《申报》、《新闻报》、《大公报》都作了报道。一时全上海,连全国都知道扬子公司的情况。

这确实体现出了媒体的力量,如果媒体是民间办的它肯定站在民间的立场。

蒋经国的一点业绩,因为扬子公司被彻底拖垮。社会上纷纷传出“只打苍蝇,不打老虎”的负面新闻。

在各种压力下,蒋经国宣布辞职。

对于这次的失败,蒋经国实际是知道他的后果的。贾亦斌问他辞谢宴的请柬为什么烧了,蒋经国说:“亡国了,还请什么客?”

当时的媒体,除了民办的,连官办的《中央日报》都发表社论,对权贵资本进行强烈抨击,其语气口吻几乎和中共的《解放日报》一模一样。

在殷海光撰写的社评里说:“革命与反革命的试金石,就看是走多数派的路线,还是走少数派的路线。如果是走少数派的路线,只顾少数人的利益权势,那末尽管口里喊革命,事实上是反革命”。

可见国民政府连自己的媒体都没管住,开始对政府表示强烈的不满和谴责。

对此,蒋介石也感触极深,他的日记里多处写到:“党报社论,亦攻讦我父子,无所顾忌,此全为孔令侃父子所累,人心摇动,怨恨,未有如今日之甚者。”(11月5日)“为孔家事,全体党员皆起疑窦,牵累不少。”(11月10日)

这说明孔令侃案造成的社会影响是严重的,对国民政府的威望的打击是致命的,对民心的相背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

蒋经国的亲信贾亦斌最终选择起义投诚中共,也和这案不无关系。

在蒋介石匆忙离开北京赶赴上海后,傅作义对杜聿明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至少体现了傅作义对蒋介石失去了信仰和忠心,也是傅作义以后起义的动因之一。

蒋介石在大陆的统治,正遇到中国数千年不遇的复杂时期,他想威权统治,可又不够彻底,想民主治国,一样不够彻底。一锅政治夹生饭,最终只能以失败收场。

这样的一场结局,对统治者可以作为教训,而对于老百姓就是一次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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