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仲 华 随 笔 连 载（67） 08-05
唐仲华，女，湖南东安人，1945年5月生，中共党员，中师文化，小学高级教师，担任过两届县政协委员、县侨联委员和地（市）侨联代表，种过田，当过群师，曾先后32次被评为乡、县、（地）市先进工作者，被誉为“妈妈老师”和“常胜将军”。她自学成才，能歌善舞，生活经验丰富，在互联网上发表报道、小说、诗歌和散文多篇，很受读者欢迎。下面决定断续地转发她的多篇随笔，希望读者欢迎并给予批评指正。 李浩然2011-09-02于长沙
六十七 我们母亲（9）：在羞辱中坚持
在旧中国，传统女性最要紧的是“贞节”，哪怕丢了性命也要让它完整无损。那些所谓“三从”“四德”，就是围绕这一中心而设计的。我们母亲出身书香家庭，少年时代，还专门读过《增广贤文》和《女儿经》之类的传统旧书，那种“宁死弗辱”的思想，早就在她的头脑里根深蒂固。
那还是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的事——
一个星期六的下午，我与姐照常背着书包回家，进得大门，就听得母亲在房里伤心哭泣，我们感到奇怪。等我们将房门推开，母亲反倒不哭了，可看那双眼皮，还是肿得像两只大核桃。我们轻声问她是谁欺侮了她。她什么也没说，只是用手擦着怎么也止不住的泪水呆坐在那里。
七奶奶德高望重，和母亲关系一直很好，我和姐见再也劝阻不住，就跑到上屋里去请七奶奶。经她再三开导，母亲才说了这天上午的有关经过……
原来前段久晴不雨，小河一天天变浅起来，筒车再也转不动了。早饭后，担任组长的卫生伯不得不召集指望那架筒车的村民开会。
卫生伯说：受筒车灌溉的各家农户，都要派出一个主要劳动力去筒车处累坝；凡不去的农户，从第二天起，一律停止供水。
乡下人说：“有收无收在于水。”母亲想：水稻已经长到这拔节的节骨眼，整个春天起早摸黑种出的庄稼总不能就看着它白白旱死。自己男人不在家，该去还是不该去？就问卫生伯：“卫生哥，这下河的事，像我们妇女人家，是不是也要去？”
卫生伯说：“要么你就干脆不要水，要么你就莫去。”因为那时刚解放不久，任何人家都不可能雇人;而且即使政策允许,母亲也拿不出钱来。
正在母亲犹豫时刻，梅英伯母走下来了。因为她就在这年春上没了丈夫，听了组长的讲话，就有心和母亲商量。
母亲说：“还是去吧。到了河边，他们男人下水，我俩就请大家安排在干的方做个帮手吧。”
到得工地，领头的就真的安排母亲和梅英伯母在水浅的地方搬运鹅卵石。她们两个当然很感激大家，说了很多好听的真心话。
当大家把拦水坝垒到一定程度时，河水也就上升了。男人们怕没裤子换洗，把裤腿卷了又卷。其中一个30出头的光棍“老戆”，不管有否妇女在场，当众就把自己唯一的短裤脱下来，让那很少见阳光的稀罕物高高扬起，嘴里还流里流气说着一些很难入耳的下流话。
梅英伯母平时比较泼辣，见到这情景，首先觉得是我母亲经受不了，就骂起那“老戆”来，说：“你那脱裤的男人不要脸。脸上巴着女人那个牝！”
“老戆”听梅英骂的尖刻，也就有意发挥，说：“我就是要脱给你看。谁叫你家没得大男人？”
梅英伯母也不让步，顺手捡起身边的马拉牯去砸他。老戆也就更加得寸进尺，说什么“谁叫你没男人？要是有男人，还不天天晚上和男人睡觉，尽玩这东西……”
母亲是个最讲自尊的人，见到这情景，就只低着头一边拈卵石，一边缀泣，恨不得地下即时长出个大洞，和人一块藏进去。
好在俊大伯在场，见这情景，就跑过去给那大戆直扇了两耳光。还教训他说“你不见五嫂也在场吗？”大戆虽有收敛，但还是乱骂一气。
母亲回到家里后，只觉自己命太苦，要是自己不是女人或者他爸就在家，自己怎会当众受到这等羞辱？因而也就一直伤心痛哭，连饭也没心思煮。
待到七奶奶骂起那大戆真是牛马畜牲时，母亲还痛心地说：“这些年来，我所受到的羞辱也不是这么一次两次了。我真不想活下去了!”
在七奶奶在问起她其他遭遇时，母亲还说起了另一件使她很是难以对付的往事——
原来，近一两年来，隔壁牛大伯两口子常闹矛盾。牛大伯每天晚上就借故搬到和我们家只隔堵墙的单间居住。
那牛大伯大约早就想占我们母亲的便宜，一到晚上，就有意捧着个他平时爱弄的破渔鼓筒到我家堂屋里唱渔鼓，什么《十八送》，什么《小寡妇上坟》等等。有时唱得起劲，还想找个机会和我们母亲搭讪。
母亲当然深知他的“醉翁之意不在酒”，但又不好辞绝。久而久之，他以为母亲不说话就是默许，因而不但呆的时间长，说的话也更加露骨。
母亲见情况不对劲，就将我们姐弟三个带到房里，把房门闩紧，让他一个人没趣。
我们三个人小不懂事，尽埋怨说“这房里太热”。母亲只好无奈地开导我们说，“热惯了，也是一样的。”
有一天晚上，那大伯竟说要和母亲谈谈话，还想伸出手来拉母亲。母亲只得急急拐进房里，把我门几个人都大声叫醒……
七奶奶听到这里，也就更加气愤，拄起拐棍就要过去骂那大戆和那个居心不良的所谓“牛大伯”。
母亲想了想，说：“难得您老一片好心肠，只怕骂出了影响会更不好。所以，我一直都强忍着。”最后，母亲说：“我只看着这三个孩子可怜；要不，我早就不想活了！”
母亲在父亲离去时还只33岁，到得1９５２、１９５３、１９５４年，也只三十六、七岁。人在这等年龄，尽管生活清苦，一个女性的正常要求还是众所周知的。而在这等年龄，那些想沾便宜的男人虽然为数不太多，但也确实不少。可以说，在那些年里，母亲除了在物质生活方面要承受很大的压力，在精神折磨方面，所承受的压力还要大过若干若干赔！
而今，我与我姐和我弟都已年过花甲，对母亲的当年的沉重压力，当然也就有更加深刻的了解和体会。就这一点说，我们母亲的人格力量，确实能令我们和其他许多人肃然起敬。 | 
发表于 2012-8-6 15:2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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