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辱母杀人案”仅仅是法律与伦理的撕扯吗？

曾婷

　最近网络上的一篇《刺死辱母者》迅速刷屏。根据《南方周末》报道，2016年4月14日，在山东发生了一起辱母杀人案。女企业家苏银霞借款后无法偿清欠款，遭致辱骂、殴打、限制人身自由和露出下体等暴力催款行为。苏银霞的儿子于欢因无法忍受追债人对母亲身心的欺辱，用水果刀乱刺，致一人休克死亡，其余三人受伤。2017年3月17日山东省淄博城市中级法院一审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同时，于欢还需赔偿死者家属30598.5元和伤者53443.47元。

　　随着“辱母杀人案”一审判决书全文披露，案件的诸多细节也曝光于天下。苏银霞欠了当地涉黑团伙头目吴学占的高利贷，135万元的借款，支付了184万元本息，搭上一套70万的房产后，仍未还清。被于欢刺死的杜志浩，光天化日之下，侮辱于欢的母亲苏银霞逼迫其还债。而工友们报警之后，警察赶到，短短4分钟之后，就离开了现场。据说民警当时丢下的话是，“要账可以，但是不能动手打人”。情急之下的于欢才拿起水果刀，刺向催债人员。更富戏剧性的是，杜志浩曾撞死一个少女后逃逸，这事儿最后私了了，受害者家属通过中间人收到了赔偿金，但始终没见过杜本人，交警的说法是，“抓不到人”。

　　来势汹汹的舆论焦点集中在几个问题上：第一，法律如何回应伦理困局？面对侮辱自己母亲的杜志浩，作为儿子于欢奋力反抗，于情于理有错吗？第二，出警人员到案发现场的4分钟停留，究竟说了什么，干了什么？是不是导致事件升级的导火索呢？第三，当地涉黑头目吴学占，放高利贷，利用不法手段催款为什么没有人管？是谁在充当保护伞？第四，女企业家苏银霞为什么所迫，不得不向民间高利贷借款，当地的金融企业为什么不对民营企业房贷呢？有没有涉及到当地政府官员的不作为？

　　层层扒皮，层层挖掘的背后，仅仅是法律与伦理的撕扯吗？我看未必。从事件的起因，到事件的结果，如果仅仅局限在法律的条条框框中考虑是远远不够的。此类案件暴露出的问题让人触目惊心。虽然二审尚未开始，虽然我们所有人无法真实的还原当时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面对如同滔滔江水，席卷而来的舆论，终究有人要站出来澄清真相，终究有人要给法律和伦理一个交代，终究有人要挨板子，终究有人要捍卫公平与正义，捍卫法律的权威。

　　需要站出来澄清真相的有三个人：第一个，政府官员。事件的起因是民间借贷，为什么民营企业家发展实体企业却无法从正规的银行贷款？当地的政府官员有没有不作为的行为；另外涉黑团伙头目吴学占已经被抓，究竟是谁在充当他的保护伞？第二个，出勤民警。当时有人报案之后，警察赶赴现场之后，为什么四分钟就从屋子里出去，是勘察取证，还是甩手不管？当事民警需要站出来，说清楚事情的经过。第三，一审判案的法官。对于于欢“辱母杀人案”的审判，作为法官依据的证据都有哪些？做出的量刑裁决是否妥当？

　　说实话，现在笔者很纠结。一方面笔者认为作为法官，审判终身追责制度已经形成，没有人敢徇私枉法，包庇罪犯；法官的审判站在法理的角度或许没有问题；但是另一方面如果站在伦理的角度，看着母亲被侮辱，求助警察又无所作为，愤怒之下，拿起水果刀，刺向催债人又仿佛合情合理。

　　我们是感性的人，也是理性的人。感性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同情于欢的遭遇，因为这种同情源自于我们自身对安全感的渴望。我们又都是理性的人，毕竟中国是法治社会，司法的公正判决，包含着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舆论向法律传递出良知的意愿，法律也应该回馈给舆论条理分明，论证周严的法律推理。

　　法律与伦理不应该成为对立的双方，不应该成为彼此撕扯的对象，因为二者有着相同的目标：让有罪者受到惩罚，让无辜者不致蒙冤，让强梁不敢横行，让弱者获得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