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孙兴华案"争议细节注定存在关键信息的隐瞒

何琴

时隔一个多月后，红星新闻接力《华商报》的《副局长的5次“嫖娼”案》，再次把视线对准了孙兴华——一个在陕西官场并不显赫的名字。这位渭南市体育局原副局长，因涉嫌引诱他人吸毒被刑事拘留，并被发现还有嫖娼行为。在获取保候审后，警方又以嫖娼将他行政拘留。除此之外，孙兴华还遭到了“双开”的处分。行政拘留结束后，警方以孙兴华多次嫖娼将其收容教育。

戏剧的地方在于，获释后的孙兴华，将涉毒和嫖娼悉数推翻，还将渭南公安临渭分局告上了法庭。5次“嫖娼”案，就此蒙上了“被嫖娼”的疑云。

梳理孙兴华的提供的信息，案件之蹊跷呼之欲出。比如，孙兴华被发现嫖娼，缘于一桩舅舅寻找失足高中外甥女的“传奇经历”。高中生唯独记住了孙兴华，还供述了详尽的细节。而且在是否报警、是否假冒嫖客钓出外甥女问题上，其舅舅与渭南公安的说法，截然相反。这个细节上巨大的出入，目前为止都没有得到澄清，渭南公安则以“当然警方也参与了此事”一笔带过。

更多的疑点，还是集中在程序层面。孙兴华被指5次嫖娼，但只有3次发生在2014年，前两次一次在2006年，还有一次甚至回溯到了22年前的1995年。诡异的是，孙兴华这两次被清算的“历史遗留问题”里，嫖娼处罚决定书上都没有签字，也没有罚款票据。即便发生在2014年的3次嫖娼，都是零口供，没有任何现行的证据，定罪依据，仅仅是“孙兴华和涉案人员(即卖淫人员)之间的通话记录和互发短信能够印证彼此联系的情况”。但曾经指认孙兴华的卖淫人员，在他和公安的行政诉讼中，又全盘否认了嫖娼交易的事实。

办案程序上，漏洞和瑕疵的反复出现，为孙兴华平添蒙冤的色彩。副局长的身份加持，则赋予案件以官场权斗的想象空间。不过，就此得出“被嫖娼”的论断，依旧是草率的。

至少目前来看，孙兴华的反击难言无懈可击。首先，他的确与女高中生在宾馆留宿一晚;其次，在警方提供的手机短信里，有不少二人的暧昧短信，以及孙兴华承诺给女高中生买苹果手机的内容。至于被孙兴华当做关键证据的那段办案视频，尽管里面闪现着“按两年，狗日的给他整”，“一年，我刚给XX打电话了，按一年”等“做案”元素，疑问也免除不了：如此重要的视频，为何流到孙兴华手上?一句“他们以为视频没有声音”，显然解释不了其诡异。

所以，如果对两方陈述进行比对，5次嫖娼案，多少给人以越看越像谜的观感。程序正义缺失之下，是警方办案合法性和正义性的不完整。“疑罪从无”不被坚持，在平民身上，更多时候以被破案率的政绩驱使、被纠错的成本左右两种形式展现，但放在一个副局长身上，这套逻辑怎么看好像都不太合适。反倒是拿权力争斗的故事来套，仿佛更贴近现实本身。但就算以遐想的视野望去，担任过商务局副局长的孙兴华，谁曾清楚他得罪过谁;在渭南这块不算大的官场版图中，他又做过什么不合时宜的事?

围绕5次“嫖娼”案的联想，终究会撞上一堵墙。其实，在陕西本地媒体《华商报》之后，红星新闻没有任何信息增量的报道，足以说明这一切。一个月后，新闻重述，是因为它首先具有官员、性这种可猎奇的要素;关键信息无法递增，则意味着所有的蹊跷之处，被逼入了不可继续深入回应的绝境。因为只存在一种真相，在渭南公安和孙兴华之间，在争议的细节上，注定存在着关键信息的隐瞒，或者说谎。而一个谎言，往往需要无数个谎言来掩盖。

当然，基于程序正义而言，可以节制对有受贿黑历史的孙兴华的信任，但在嫖娼案的漩涡中拉他一把，把释疑的义务留给渭南公安，依旧是必要的。因为5次“嫖娼”案的谜题，不止指向权力争斗构陷的想象之境，它还指向一个让普通人后怕的格局：在一个副局长身上，执法断案都潦草至此，那么，普通人如何免于“被嫖娼”的恐惧?

到这里可以发现，5次“嫖娼”案，是越看越像谜，越想越后怕。它困住了孙兴华，而它困住孙兴华的方式，则凭着粗陋的司法瑕疵，也深深地困住了围观者。渭南人对孙兴华的所有同情，不难转化为作为公民的焦虑，二者共同指向司法正义本身。

作为孙兴华嫖娼行政处罚案件的参与者之一，渭南临渭分局法制大队队长孟渭舟说，如果临渭分局败诉，“我宁愿脱去警服”。问题在于，取信于公众的，未必是那套警服，而是穿警服的人，以及穿警服的人的侦查执法，是否能够完整地嵌入到程序正义之中。更何况，如果“被嫖娼”坐实，岂止是脱去警服能够了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