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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数人心中都有一个凤姐:成为“他们”太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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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14 08:14:07 | 只看该作者 回帖奖励 |倒序浏览 |阅读模式
    去年年底,最爆款的一篇公号文是一位姓罗的湖南男人写的,他为了挽救自己患重病的女儿写文章求打赏,文章很轰动,但却带来了他本人恐怕始料未及的轩然大波。这人叫罗尔。

    今年年初,最爆款的一篇公号文则是一位姓罗的重庆女人写的。想必大家一定会猜出就是凤姐的《罗玉凤:求祝福,求鼓励》。我几乎是第一时间在朋友圈里看到此文,很受感动,便马上加评论转发出去。当时就料到此文会火,但没想到火到这个地步。到2017年13日早晨,不到48小时,这篇文章已是23000多人赞赏,72000个点赞。那么阅读数恐怕会上千万。

    李方兄将凤姐这篇文章的关键词总结为:“成为他们”“不认命”,应当说是非常精准。

    谢谢李方兄,当年北大的才子,人到中年修炼到世事洞明,能以悲悯的眼光看到这点:“乡村或者小镇青年,他们奋斗的全部意义,就是抛弃本我,成为他们。”其实从很早的时候起,李方就属于我艳羡的“他们”——那时候李方可能刚到中青报不久,“中青在线”还未诞生,人们获取信息的主要途径是通过报刊、书籍。我在一本北大毕业生回忆学生时代的集子中看过他写在大学生活的文章,当时的感觉是即使都进了北大中文系,住在一个宿舍,阶层、地域的差别还是蛮大的,那些农村来的同学和祖父是老革命、父母是新闻界前辈的李方相比,恐怕心中偶尔会飘过些许的自卑。临近毕业时,李方的一件皮夹克被舍友卖了换酒喝,他很大度地接受这个事实。我当时想:这大概是北京范了。

    李方的同门学长刘震云,从河南延津县考入北大,刘的家世在当地还是很不错的,他的父亲当过县公安局局长。但进了北大,仍然觉得和“他们”的巨大差别。他在一次讲演中说他刚读大学时,看到北京长大的女生课间嘴里咀嚼什么东西,心想在老家只有牛这样反刍。同舍的老大(大城市长大)告诉他这是在嚼口香糖。

    当然,后来刘震云成了“他们”。但也未必完全如此,我总怀疑北京平民家庭长大、父母离婚的冯小刚和刘震云相处很好,恐怕和两人的从底层奋斗的相似经历有关。王朔、叶京、郑晓龙是大院里长大的“他们”。

    不是我自诩先知先觉,从凤姐刚以“装傻卖丑”在网络上出名时,我就能予以充分的理解,我在一篇文章中曾把她和更早成为网红的“芙蓉姐姐”比作《红楼梦》中的机智而善良的刘姥姥,我在《“以丑事人”的小品演员》的文章中说道:

    她能讨贾母和贾府上下高兴的,唯一的法子就是演一个丑角,以“女清客”的身份,故意搞笑,甚至不惜作践自己,娱乐大观园广大人民群众。

    当吃饭时凤姐(小编按:非罗玉凤)和鸳鸯一起捉弄刘姥姥,鸳鸯为此对姥姥说:“姥姥别恼,我给你老人家赔个不是。”刘姥姥心里如明镜似的,早就知道自己在这场大戏中插科打诨角色。她说:“姑娘说那里话?咱们哄着老太太开个心儿,可有什么恼的!你先嘱咐我,我明白了,不过大家取笑儿。我要心里恼,也就不说了。”

    为什么对“刘姥姥”似的凤姐和芙蓉姐姐能理解?我想原因就是许多人包括我自己在内的从小地方进城的人,心中都有一个“凤姐”。尽管比起凤姐,我可能是幸运的,父母在村子里受人尊重,家境不算太穷,自己又是男性(并非歧视女性,只是叙述一个事实:传统乡村男性比女性在生存上有优势),而且考入了不错的大学。

    但即便这样,在人生的路上,自尊心没少受到伤害。——许多时候只是太敏感,这恐怕是网络上一些人总结的“凤凰男”的特点吧。当同龄人在一起说少年时看过的童话书,比如郑渊洁的《皮皮鲁》或者议论从香港引进电视连续剧《霍元甲》时,我就搭不上话,平时健谈的我就哑了。因为这些在我少年时根本就无法接触到。BBS时代,网友麦子一篇《我奋斗了十八年才和你坐在一起喝咖啡》当时引起强烈共鸣。可坐在一起喝咖啡又能怎样?难道就能成为“他们”?

    随着阅历渐长,见过更多的人更多的事,我发现哪怕你再努力,运气不错,有点小名气,户口落在北京,在北京买房娶妻生子,依然是成不了“他们”。想到这,反而坦然了,当某些北京长大的年轻人在网上指责外地人涌入给北京带来诸多麻烦时,我看完一笑而过。对多数生长在胡同里的老北京来说,依然不是“他们”。刘姥姥也没必要羡慕大观园中看守果园的仆妇。

    对于小地方进大都市的精英,或者城市底层长大的人,要改变自己的生存环境,无法两条途径。

    一是成为“他们”或让儿女成为“他们”,这其实是相当相当难的。最近我在看《熊希龄传》,清末那些有进士、举人功名的汉族士人,曾经热切希望立宪成功,参与到咨议局中去。可是后来发现还是成为不了“他们”,天下仍然是满蒙贵族的。

    宝能的老板姚振华,被媒体称为“卖菜的”。可这位潮汕汉子1992年从华南理工大学毕业,上世纪80年代要考上这类大学多难,大家应该知道的,华南理工的文凭含金量远比兰州铁道学院的工农兵学员高。可是一年前万科的王石公开宣传不欢迎姚老板这样的“民营资本”,而今“宝万之争”尘埃落定,“赴京请罪”的姚老板恐怕心里还在打鼓。有钱又怎么啦?毕业名校又怎么啦?潮汕商界前辈黄光裕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毕竟,姚老板没能成为“他们”。对“宝万之争”,一位网友的话说得很精准:

    世界上最远的距离是我在前海,你在安邦。

    这两年反腐风暴中,落马的高官很多,可仔细分析他们的履历,会有一种印象:几乎都是平民家庭出身的。想起那些寒门出身的高官在电视里忏悔的镜头,心里只是叹息:到这么高的位置了,似乎也没有成为“他们”。

    二是征服或消灭“他们”。就是陈胜躬耕南亩时所言“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当每次社会大变动时,那些底层出身的造反者为什么对贵族、官员子弟特别残暴,“天街踏尽公卿骨”的惨剧一再上演,根本原因是出于长久藏在心中对“他们”的恨意。当年一位湖南青年在北大图书馆当管理员,其实也很想成为“他们”,可是那些大牛根本不鸟他。多年后他对“他们”毫不留情。

    这几乎是中国一种历史宿命,“风姐们”身处其中冷暖自知。因此缘故,凤姐的文章引起诸多的共鸣。当放弃成为“他们”努力的我们,保持一种从容的心态,好好地苟活,是一种明智的选择。说逃避也罢,说犬儒也罢,至少心中没那么纠结。

    眼看他起高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只是,今天的中国,恐怕很难有刘姥姥那样的善人,在大乱后去关心“他们”中间的巧姐。当然,现在的巧姐早就去了大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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