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床数据造假之恶不亚于卖假药

何琴

医药行业临床数据造假现象屡禁不止，引发社会强烈关注。日前，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审议并原则通过司法解释，首次将临床数据造假骗取药品批文纳入刑事处罚，最高可判处死刑。（4月12日《南方都市报》）

新药上市须先获得批准文号，获得批准文号须有临床试验数据支持，以证明其安全性和有效性。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关乎民众的生命健康，所以临床数据必须真实、准确、可靠，容不得半点马虎，更容不得半点虚假。

药物临床数据造假，发现、查实殊为不易，而处罚力度又严重偏软，一直以来都是依据《药品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处罚措施包括警告、责令改正、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拉入黑名单等，均限于行政处罚，且处罚对象以机构为主，对个人的处罚力度更加有限。某种程度上，正因为处罚疲软，违法成本太低才导致一些机构和个人铤而走险弄虚作假，甚至连“铤而走险”都谈不上，即便事情败露也不过“罚酒三杯”。

显然，相对于药物临床数据造假带来的巨大危害，在处罚力度上显得严重错罚不对等，亟须加大处罚力度、提高违法成本。此次最高法审判委员会审议通过的司法解释，“对于药品注册申请人弄虚作假，提供虚假的非临床研究或者临床试验报告及相关材料，骗取药品批准证明文件的，可以按生产、销售假药罪定罪处罚”。意味着药物临床数据造假并骗取批文将视同卖假药，与卖假药同罪。而根据《刑法》，生产、销售假药罪最高可判处死刑。

进一步说，靠造假骗取批文生产出来的药品，甚至比假药的危害性更大。因为，那些有正规批文、披着合法外衣的“真的假药”，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和欺骗性，使得执法部门无法查处，消费者无法投诉索赔，其造成的危害无疑更大，范围也更广。

所以，药物临床数据造假不仅应与卖假药同罪，而且在量刑时还可视情节从重处罚，以此震慑犯罪，让任何机构或个人都不敢铤而走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