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可以殴打，正义岂能闭嘴

来碗泪流满面

   在周口鹿邑法院采访被打，摄像机被砸，欲报警手机被抢，发生这样的咄咄怪事，起因在于鹿邑法院出现一个案件两份不同判决书，记者采访此事，可能让法院的人恼羞成怒，不惜采用暴力手段让记者“闭嘴”。记者可以殴打，正义岂能“闭嘴”？

    一个案件，两份不同的判决书，出现“鸳鸯判决书”，不管是其中藏有猫腻也好，还是确实是偶然失误也罢，总之是过错。过而能改，善莫大焉。然而，鹿邑法院对上门采访此事的记者，何以要拳脚相向，施以打砸手段，企图采用暴力手段封杀记者之口？难道在“鸳鸯判决书”的背后，确实有见不得人的勾当？

    近年来，记者因为采访报道受到无理阻挠事件时有发生，记者遭遇暴力殴打的事件也屡屡出现，记者因为履行新闻报道的职责，受到公权部门的无端打压，而被停职被开除者，也不乏先例。新闻记者不能不说是一个高危行业。记者正当的采访报道经常受到打压，似乎已经是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了，从中我们不难看到舆论监督的窘境。

    新闻记者麻烦不断，记者似乎不招人喜欢。可是，要说记者让人讨厌，其实并不尽然。如果记者做的是正面新闻报道，如果媒体能够发出合乎某些官员口味的声音，那还是很受欢迎的。

    对进行正面新闻报道的记者，中国人是讲究以德报德的。然而，对于进行负面新闻报道的记者来说，那是给我们“上眼药”的灾星，自然就是“以直报怨”了。如果我们沿袭鲁迅先生“我是不惮用最坏的恶意来揣测中国人的”这一思维方式，某些地方似乎已经将媒体的负面新闻报道视为洪水猛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力量。

    其实，公众对于媒体揭示光怪陆离事件的真相，揭开丑恶事件的遮羞布寄予了厚望，公众找媒体“告状”、“讨说法”也已渐成风气。就在公众希望媒体成为公平正义的化身，勇于为普通百姓仗义执言之时，媒体的负面新闻也就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亟欲除之而后快。

    对付进行负面新闻报道的记者，通常的做法是“敬鬼神而远之”，最生动的写照便是“防火防盗防记者”。如果万一防不住，那就“花钱消灾”，用钱财封堵记者之口，于是乎，便有了“封口费”之说。如果“封口费”也不灵，那就来“硬”的，对记者采取围堵殴打等暴力手段，阻止记者的正常采访。

    可是，围堵殴打记者，屡屡酿成事端，引来国人的口诛笔伐，一般“高明”的官员对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并不欣赏。“高明”的官员，都清楚自己手中握有公权，完全可以对将进行负面新闻报道的记者“生杀予夺”。让进行负面报道的记者停职反省或令其作出深刻检讨，那还算轻的。最具震慑力的手段，是将进行负面新闻报道的记者抓捕法办。动用公权封杀媒体的声音，屡屡成为某些官员对付媒体这个“瓷器”的“金刚钻”。

    总之，进行负面新闻报道的记者，到处受人冷脸不说，既有可能遭受谩骂围堵之辱，也有可能遭遇殴打围攻之险；既要抵御“封口费”的诱惑，也要冒着受诬坐牢的风险。进行负面新闻报道，到处是防不胜防的冷箭，时时都有受伤的可能；进行负面新闻报道，前面布满了“地雷阵”，时时有“触雷”的危险。如此恶劣的新闻生态，凸显了舆论监督的乱象。

    面对如此恶劣的新闻生态，光靠记者受辱被打后的维权行动，是远远不够的；光靠记者遭遇停职开除后公众的声援，也是远远不够的；光靠记者被抓捕坐牢后公众的口诛笔伐，同样是远远不够的。

    一个只能听到赞歌而不能听到批评的社会，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如果妄图削尽玫瑰枝条上的刺，结果只会让枝头鲜艳的玫瑰凋零枯萎。进行负面新闻报道的记者，到底是让其“开口”还是“闭嘴”，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不独是对记者对媒体，对整个社会来说，都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

    普利策有一句名言：“倘若国家是一条航行在大海上的船，新闻记者就是船头上的了望者。他要在一望无际的海面上观察一切，审视海上的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及时发出警告。”我国正在进行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前进道路上难免会有“不测风云和暗礁险滩”，确实离不开新闻记者这个“了望者”。可是，总是有一些人，固执地要求媒体“报喜不报忧”，妄图只让大众听到“一路通畅”的声音，其结果极有可能会将共和国这艘船引入触礁翻船的险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