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斗书”写出了举报的悲哀

来碗泪流满面

   2016年9月27日，一张题为《致中共安化县纪委书记邓有良同志的决斗书》的“大字报”，被张贴在湖南益阳市安化县大福镇原东山乡政府、八角庙、群众桥、谭家桥、仙神市桥等显眼处。一天前，与大字报内容相同的网帖，已经出现在湖南本地论坛上。

    据澎拜新闻记者的调查，“挑战者”是益阳市人大代表、大福镇建和村原村支书宁红山。之所以决斗是因为，宁红山认为邓友良“包庇”被其举报涉嫌贪污的建和村原村委会主任郭庆松。而邓友良则认为宁红山“无纪律，无规矩，有重大经济问题”，自己因未按宁的意思查办郭，而遭“挑战”。

    在宁红山和郭庆松“互掐”的两年多里，县镇两级纪委先后三次成立调查组。然而，调查组并未查清个中是非曲直。由此，认为受到打击报复的宁红山直接向县纪委书记邓友良下“决斗书”。

    很显然，这“决斗书”切切实实的写出了举报的悲哀。

    联想到最近的新闻，的确是正如有网友所说的，村长和家属已经成了最危险的人物。比如说，被用射钉枪杀死的河北一村长兼村书记何建华；发生在陕西延长县的村长及其家属惨死案；还有昨天发生的广西博白县一村民持刀砍死村主任并致3死案。这3起案件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都是针对的是当下社会的基层治理者村长。由杀村长一人到杀伤多人，事件不断升级，很显然与11月15日被依法“处死”的贾敬龙有关。

    贾敬龙是河北村长何建华被射杀的凶手，在他被处死后，媒体曝光了大量的与此案件相关的信息，由此我们知道了，这起射杀案件竟然还有不少的隐情。

    隐情是这位杀村长的凶手贾敬龙，是因为住宅被强拆，个人财产利益受到暴力侵犯后，在近两年时间里，不断的寻求权力救济未果下的“定点杀人”。按照媒体的说法，在2013年5月份住宅被强拆后，贾敬龙“先后去过高营镇政府、长安区信访局和石家庄市信访局，以及市政府、市纪委。这些材料仍可在一些网络社区论坛里找到”。然而，并没有结果。于是，在2015年2月19日贾敬龙射杀了侵害他个人权益的“为首者”村长兼村支书何建华。

    至于有没有自首的情节，有很多的证据，但是只能以法官的判断为准.反正一审二审，甚至最高结论都是认为贾敬龙“罪该处死”。而这样的“事出有因”的杀人，有很多的网友揣测或推断了可能的社会后果及其影响。

    没有想到的，事实却是真实的发生了。这个可从近期的与村长有关的暴力凶杀案看出，凶手不是“定点”杀村长，而是牵扯到了村长的家属，如15年前发生在山西的胡文海案件一样。这样的后果，令人不寒而栗。难道说当下的社会中，最基层的治理者竟然成了最为危险的岗位，甚至也连累了家属？

    在发出这样追问的同时，我们也在想，难道说这些凶杀案件的发生就没有任何征兆吗？今天《澎拜新闻》曝光的“决斗书”，让我们看到了一丝端倪。就是说，当在乡村积累的矛盾没有被“处理”时，或者因为种种利益的“纠葛”而处理有“水分”时，就很容易引发矛盾的升级，及至酿成惨剧。

    其实，发生在湖南安化县建和村的举报也是特例。如果说这两位村干部配合默契，也就不会发生“互掐”；如果说这村长和村支书的职务被一个人一肩挑，也就不会发生有人胆敢挑战村干部的事情；如果村长与村支书中，其中有任何一个人性格非常强势也就不会有冲突；如果其中一方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也就不敢举报，等等。很显然，之所以能够“互掐”三年多，也包括举报三年多，正是没有这些如果的发生，而恰恰是这些“小意外”促成了村干部之间的相互举报行为。

    按道理说，各级领导管理部门非常的健全，各级纪委监察部门也十分的尽职，各种举报渠道与处理都有着明确的要求，然而实际上，举报并不能解决问题。比如说吧，发生在安化县的这起举报事件，就没有得到“好”的处理。在这里，不说公正或者公平，而只是强调“好”，是因为在官方的调查结论出来前，只能这样说。毕竟，我认可宁红山的说法，对举报的具体事例官方并没有说明，也包括被举报者郭庆松反举报的问题。

    对举报的问题是“大而化小”，总不会是有关部门有关干部也有“利益”牵扯其中吧？要不是这样的话，官方的处理通报纯粹就是“和稀泥”，各方打五十大板的做法了。否则话，其中的举报者宁红山不会继而要求与县纪委书记“决斗”。

    说实话，“决斗书”也只是个噱头，目的是要引起社会各界的注意，从而让举报的问题得到解决。能够看得出，这已经是宁红山无可奈何之下的选择了。三年里两个人“互掐”，也是公开的举报，问题却得不到解决。哪怕宁红山是市人大代表的身份。而双方都免职的处理决定，明显的就是只要平息事态，根本不想弄清是非曲直。也难怪，宁红山认为是县纪委书记，他决斗的对象邓友良“干涉”和不作为了。

    遇到一个“强势、蛮横、不讲道理，无纪律、无规矩”的原村支书和现任市人大代表，让县纪委很是被动。以至于当记者采访县纪委书记时，邓友良公开指责乡镇党委“担当不够”，在这个过程中大福镇党委书记处置不当，没有发挥集体的力量。举报三年，三次调查组，可问题就是没有得到解决，很显然，“担当不够”的不仅仅是乡镇党委吧。

    到此，我们就发现了为啥举报屡屡没有效果的原因了，就是相关的部门“担当不够”。担当不够，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些村干部们的上级部门或者也有利益牵扯其中，在处理上只能是“缩手缩脚”，不敢公正处置。而结果就是无法解决问题，让“较真”的举报者，只能采取极端手段了。

    举报是悲哀的，但凡有点余地，一般不会撕破脸。而举报往往也只有掌握内情的人，才有资格。对当地官方来说，要是没有利益“纠葛”的话，对付举报其实真的很简单。只要按照职责，调查处理就好。处理上，属纪委的归纪委，不属纪委的交司法部门就行。至少，应该对举报者的举报有个合理的说辞。然而，当有利益“勾连”时，也就不敢公正处置。不作为的后果，就是让举报的问题成了一场极端冲突的“地雷”。由此可见，基层治理者村长们的危险，表面上看是因为凶手，实际上恰恰是不作为的“有关部门”。本新闻中，“决斗书”既是举报的悲哀，也是对不作为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