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击电信诈骗，重拳对准体制内毒瘤

张情

9月1日，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无线电管理条例》修订案，对“伪基站”的罚款上限由此前的5000元，最高拟提高至50万元，提高至100倍。近期高层聚焦于打击电信诈骗，并不止于这一次。

就在前两天，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法委书记孟建柱到上海，专门考察当地反电信网络诈骗工作。他强调，“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已经成为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公害，要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主动进攻、重拳出击。”

为什么打击电信诈骗，要由国务院常务会议、由中央政法委的掌门人专门部署？是因为电信诈骗牵涉到电信、公安等方方面的利益，而积弊已深，只有中央才能“动这个刀子”。

这一轮对于电信诈骗的讨伐，源自于山东准大学生徐玉玉之死，之后另一位男大学生也在被电信诈骗之后猝死。两人的意外死亡，似乎让整个社会“刷新”了对电信诈骗的认识：电信诈骗，原来是“人命关心”的。

这种巨大的道德指责，让公安部门倍感压力，之后，山东警方表示：今后所有电信诈骗案件一律先立案；再之后，诈骗者落网了。这又“刷新”了人们的认识，原来电信诈骗案是可以破案的，只是警方有没有这个意愿。

很悲哀的是，我们还是停留在一个“血酬”时代，很多事情真的是需要血和生命才能推动的。就像之前魏则西之死，终于了结了“竞价排名是不是广告”的法理之争。

为什么明摆着的问题，有时候偏偏需要“用生命来推动”？因为积弊太深，利益纠缠太复杂，牵一发而动全局，可能动了不少人的奶酪。

就像电信诈骗猖獗的背后，至少有四大环节的问题：一是公民信息的泄露；二是电信部门助纣为虐；三银行卡监管不力；四是伪基站等违法问题一直没得到有效处理。

网上有段子说：“自从实名制之后，骗子掌握的信息更准确了”。的确，政府部门实施了网络实名制、手机实名制、住宿实名制等等，确实能够防范部分犯罪的潜在风险；但另外一方面，对公民信息的保护却没有跟上。对外森严壁垒，对内却几乎不设防、没有隔水舱。

只要你是“内部人”，就可以不经授权、随意检索公民的信息，叫一声“芝麻开门”，数以亿计的不特定人群的个人隐私信息，就这样“裸奔”在你面前。在2015年6月至8月间，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酒仙桥派出所保安队队长，私自登录“公安部人口管理系统”，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4000余条，对外出售。上海某银行经理杨某利用职务之便，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在央行的信用报告库里下载了10000多份公民的征信报告，对外出售。

事实上，向“有关部门的内部人”查开房信息、跟踪手机，已经成为一条灰色产业链。

既然，这一次“徐玉玉之死”引发国家最高层面对于打击电信诈骗的关注，那么，就必须花大力“清理门户”，推进电信、银行、公安、医院、教育等系统内部公民信息保护的升级。

检索公民信息，只能是基于业务需要，必须做到“一事一授权”、全程留痕：谁查的公民信息？为什么要查？谁来授权的？处理结果如何？……像前述案例当中，商业银行的经理无缘无故地调取了央行1万份信用报告；一个派出所的保安队长查了4000多条公民信息，本就该在技术层面上禁止。之所以之前没有禁止，说到底，公权部门（准公权部门）没把保护公民信息当回事，“内部人” 趁机浑水摸鱼、大揩油水。

其次，电信运营商长期对电信诈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乃至为虎作伥，沆瀣一气，170/171号段成为诈骗专用号段。今年4月，央视新闻频道就报道过170/171号段占诈骗总量40%以上，沦为电信诈骗“重灾区”；今年8月，作为电信的主管部门——工信部，对虚拟运营商新入网电话用户实名登记工作进行暗访时发现，所抽查的109个营销网点中，违规比例超三成。然后呢？几家作为央企的电信营运商，继续不理不睬，直到“徐玉玉之死”。

徐玉玉不能白死，目前是中国推动打击电信诈骗的“时间窗口”，不要错过。相应的变革措施，不止于严厉打击“伪基站”，而是政府对公民信息的保护全面升级、央企电信运营商与诈骗者的彻底切割。实名制是为了保护公民的安全，而不是为了让公民在“内部人”面前裸奔；对于电信商与诈骗者的“苟且”，中央必须清理门户。

所以，打击电信诈骗，重拳必须对准体制内毒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