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秒绿灯”与“姚明都看不清的路牌”

何琴

　长春现“高挑”公交站牌（2.6米到2.9米），1.83米的小伙要看还得仰头。网友戏称，这高度，姚明来正好，但也未必能看清上面的字。

　　昆明动物园后门的闹市区，绿灯时间仅有20秒，行人被逼“不得不闯红灯”。新闻照片中正在过马路的大爷大妈，定格在百米跑的“飒爽”姿态里。

　　当然严格说来，这两件小事都不是“新闻”。试试看把高挑站牌和短时绿灯前面的地点随便换个城市搜索，估计都有收获：“长沙一路灯20秒，要跑才能过”“北京四环某桥下绿灯时间最短只有20多秒，红灯时间有4分钟左右”；“天津等车大爷打趣，看这种站牌，能治颈椎病”“四川省简阳公交站牌高3米、意见箱离地2米高，李达康书记你来看看吧”……

　　有些事情光摆在那里就是一种荒谬，但仍然常年坦坦然“摆在那里”；有些道理浅显到根本不必说出口，但哪怕论者摇唇鼓舌、花式讲理都起不到多大作用。公共设施的设置以及公共服务的基本遵循，是近代工业化、城市化以来就在不断优化的文明命题，经历无数次试错和调整、形成包括红灯时间动态设置等无数种模型，目的就是要不断优化规则以便最大限度的维护“人的舒适”和“人的方便”。但恰恰是眼前这些早该成熟的公共服务，直露地表达着一种“目中无人”。

　　不止信号灯和站牌，“反人类的公共设计”大概从十年前就开始成为一个话题域：直接连接在一堵围墙上的盲道、擦着盲道边设置的收费停车位、坦然立在马路中央的电线杆子、被戏称为“减肥椅”的、“连屁股都放不完”的公交车站候车椅。如果说这些还能算作管理的颟顸，那么另外一些则带着一种明显的治理恶意：防止流浪者扎堆休息的天桥下的水泥锥，和公园不能躺下的长椅。在这些例子中，“管理”都与它的目标发生了异化，变成了一种以自身为最终目的怪胎性思维和做法。

　　古人说小处不可随便，今天别有深意，小处才是社会治理水平的终端呈现。想想看我们去国外城市旅行，最先注意到的就是它有没有方便的地铁换乘，它十字路口的车辆是否容让行人，它的警察如何对问路者说话，它的老人和孩子脸上都是什么表情。我们依据这些做出常识判断，而不是依据大型节日上的团体操式的表演，或者是在讲台前展示的冗长而又花团锦簇的城市发展PPT。

　　观察一个地方的市场，如果大店不欺客、小贩不偷秤，其背后必有着严格、成熟的市场经济规范；观察一个城市的公交站和十字路口，如果从无抢上抢下、一贯秩序井然，其背后必有着成功的公共治理，以及在这种治理中形成的群己规则。这些，在表达社会成熟度上，都是精准的标准，其实也是终极的标准。逼着老人小孩踉踉跄跄过马路的绿灯，和为姚明一个人准备的站牌，其所暴露的“落后”，多少个大型文明工程都提拉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