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外交“愤青”千年不绝的土壤恰恰是国力不彰

虎啸山林

凤凰网资讯4月13日刊载一篇曾任中国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现任外交学院书记袁南生的文章：中国外交“愤青”现象为何千年不绝？（原题《中国千年外交与“愤青”现象》），引经论典，严辞批驳了千年以来打着“主战”或“爱国”旗号干扰外交政策并导致误国亡国的“愤青”之历史现象，尤其以南宋和明朝灭亡的历史教训、以及民国初年巴黎和会等年代“群众组织起来大游行或组成代表团对中国的代表们施加压力，常常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作者感叹“愤青”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并引述出结论包括：国民信奉宁战不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清流心态，南宋灭亡后更将主和与卖国投降画等号，令清流心态进一步加剧；包括“愤青们不乏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和护国之勇，然而缺乏谋国之智-----”；包括“极强的文化自尊心，政治上趋于传统保守，骨子里拒斥西方文化，习惯于居高临下地看待中外关系”；包括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人们把“妥协”作为一个贬义词来对待，甚至把“妥协”和“投降”相提并论。妥协文化的缺失导致中国缺乏谈判的文化，导致外交上难免出现走极端的现象；还包括清谈误国历史遗风的影响等等。

　　袁先生作为资深望重的外交家，对“愤青”现象在中国外交史上千年不绝的历史与现实可谓做了深刻的剖析，立意清晰、引经论典，站在外交官以及外交专业人士的角度，痛批了“愤青”现象盛行千年，尤其是清谈误国，比如南宋灭亡前的德佑元年正月，文武百官只有6位大臣出现在朝堂上。当初那些主战的“愤青”文官们，全部逃亡，只丢下小皇帝和谢太后孤儿寡母加上6个大臣一共8个人。类似历史在千年来的中国土地上不断重演，袁先生在文章中以千年来的历史事实得出了一个很现实也很真实的外交难题：“愤青”们在外交上主张强硬手段，反对任何妥协，遇到中外冲突即强烈主战，喜欢唱高调，在爱国（当时名之为“为了社稷”）的口号下，常常把主战等同于爱国，把主和等同于卖国，将必要的妥协和无原则的退让混为一谈，打不下去不得不谈判时，对将军们在战场上拿不到的东西，则希望外交家们在谈判桌上能拿到，否则谈判之人很容易被批为“卖国”--------

　　必须承认袁先生大多数理论至少在逻辑上、在外交现实上不但有缜密的思维，也符合当代的外交格局演绎，毕竟他们是亲历者，见多识广，相比绝大多数“愤青”同志们在键盘上喊口号彰显爱国要实际得多，只是这种毫不留情的剖析，一定会刺痛那些习惯喊打喊杀的网友之神经。当然这篇文章也很容易被“愤青”们理解为外交人士为自己“卖国求荣”寻找理由，尤其涉及到南宋历史，靖康之耻、岳飞、秦桧等等标志性历史人物对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深刻影响，很多网友痛批袁院长是在“指桑骂槐、含沙射影”等等，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位最近很活跃的著名外交人士吴建民，人们于是乎很奇怪的是为什么最近这些鼓吹外交妥协的专家们频繁集中出场，其中有何隐情呢？其实我倒觉得袁先生的文章总体上比吴建民在逻辑策略上、甚至在外交战略上有着本质的区别，只是袁先生在引经论典的时候，过多的讲述了文化因素（比如说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妥协文化），而忽略了一个重点，那就是为什么千年来中国盛产“愤青”？真的是因为文化吗？我看未必全对未必不对。

　　首先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中国历史中，事实上是从唐朝以后尤其是进入南宋开始，才在对外强势的国力上逐渐衰败，南宋与金、后与蒙古的战争中，确实有文化的因素，比如从上到下普遍的重文轻武，宋朝算世界上最富庶的国家，但武力却并不强大，这很让世人奇怪；就象作者引述鸦片战争爆发前，曾国藩在回答其恩师、军机大臣穆彰阿提问时就说：“自南宋以来，君子好诋和局，以主战博爱国美名之风兴起，而控御夷狄之道绝于天下者五百年矣。”后来，曾国藩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又说：“自宋以来，君子好痛诋和局，而轻言战争，至今清议未改此态。”。曾文正公一生率领湘军以武力建功立业，但其本质上深受儒家传统文化影响，骨子里并没有好战的基因，而只有忠君思想。历史上蒙古人或满族军队整个民族人口加起来都不足两百万人，却能横扫拥有数亿人口的富庶汉族聚居区，汉族人似乎从宋朝以来就已经不再有之前的霸气，好汉不吃眼前亏、识时务者为俊杰、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大丈夫能伸能屈------，这样的文化基因，一千年来直至今天的中国，再牛叉的“愤青”、再喷血的爱国口号，最终都成了扯蛋，真的国家有难，都不见了踪影，四亿大汉族三百年从上到下辫子马褂山呼万岁，早不记得祖宗。有意思的是蒙古人来了，亡国奴的后代“愤青”却骄傲的声称中国领土在元朝时“西至XX、北到XX、东到XX----”，满族人后来也来了，同样是亡国奴后代愤青们发现原来清朝的领土范围远远超过宋明年代，这只能证明，富庶的中原人民从宋朝伊始在开疆扩土上早就没有了强势，有汉奸言论认为，假如米国鬼子不丢原子弹，日本朝鲜台湾现在就象蒙古和满族一样被同化成中国了，都说中国文化是一个搞笑的大酱缸嘛，谁占领中国谁就自己亡国了。

　　扯远了，我们回到关于千年来中国盛产“愤青”也就是愤怒青年这个话题，从外交学院袁先生的文章回帖中我们清楚的看到绝大多数网友都在指责作者是典型的汉奸嘴脸，整个文章内容让当代“爱国愤青”们几乎暴跳如雷，当然外交官可以、但我们没有必要棒打他们的爱国热情；问题是为什么从晚清、民国到现在会有那么多“愤青”？其实道理很简单，表面上看是弱国无外交，说到底就是国力衰弱或国力不足以支撑国民所期盼的在世界上的尊严，而这尊严的背后，必定是政治经济文化军事实力的足够强大。恰恰是因为人们都在期待这样的尊严，而当国家在外交场面不能为国民带来这种荣耀的时候，会表现出极度的失望、进而一厢情愿的通过口号或其它不理性行为来激情表露，比如动辄喊打喊杀的鼓吹战争解决、亦或要求外交强硬；这种期望值并没有错，只是没有结果，因为国力不彰，大国的牛皮、五千年盛世只出现在阿谀奉承的喧嚣中，背后却是南海诸岛绝大多数被东南亚小国占领而无可奈何。这种局面当然容易滋生出层出不穷的“愤青”，这盛产愤青都难。

　　试问美国有那么多好战的“愤青”吗？西方国家有吗？“愤青”当然有，而且有不少，只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绝大多数“愤青”的表现与中国“愤青”恰恰相反，中国是好战和主战，他们是“反战”和厌战，因为美国及其西方盟友们国力强大，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辐射力足够他们在世界上耀武扬威的彰显霸权，国力强势的国家，出现的“愤青”就没有必要再鼓噪战争了，那是政客的专利。所以愤青哪里都有，但“愤怒”的目标却南辕北辙。想当年西方列强欺凌中国，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痛心疾首，国家无能为力、军队节节败退，愤青能拿出来的只剩下义和团或殴打辱骂外交官们丧权辱国，一直骂到今天的教科书上，骂得痛快淋漓，其它鸟用都没有，反正打不过人家。假如有一天我们国力也强大到向外扩张，估计那时的“愤青”都变成反战的和平主义斗士了。

　　所以千年来盛产“愤青”其实是盛产“主战”的愤青，恰恰是国力虚弱以及腐朽文化的后遗症，袁先生在文章中说：“愤青”心态产生的心理基础是对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愤恨，是一雪耻辱的渴望，是早日实现富国强兵的满腔热情，但这种愤恨、渴望和热情是以激情为依托，以道义为诉求，而非以理性为依托，以实力为诉求。这种说法其实是对的，作为新中国资深的外交官，至少他承认了国家“实力”的差距，恰恰是实力的差距，让国民对外交与现实充满失望与失落感，说实话，国家的强大、国民的尊严，即使在国外搞烧钱外交也换不来，某种意义上说中国盛产“愤青”也不是坏事，至少能彰显一种民意，这种“民意”或许可以成为外交桌上的一张好牌。从这一点上说，外交官们没必要痛斥“爱国愤青”，否则岳飞会生气的。

　　谁都知道一个真理：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谈判桌上也不可能得到；放到21世纪的信息化社会，这个“战场”的含义变得更延展，包括比军事实力更重要的政治经济实力、科技创新能力、文化辐射力等等，没有这些作后盾，外交只会在“抗议”声中追求更多的妥协、更多的口水，“愤青”也只会越来越多，只不过再多的“愤怒”也是徒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