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为什么地方机构越来越重？

虎啸山林

    新中国建政时，基本上照搬苏联的组织架构和行政模式，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绝对的统一计划，严格的分级管理。农村的收成无论丰歉，必须颗粒归仓，分厘有账；城市里即使是集体企业，也得全额上缴，统收统支，哪怕是卖酒瓶也得做收入，买条板凳也要报计划求审批， 这样难免管理机构重重，干部人马纷纷，看似条块分工有序，层层管治森严，其实是严重遏制了生产力的发展。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在国家战略总纲上作出重大“修正”和调整，最核心的改变就是以经济建设取代阶级斗争，并逐步取消计划在经济中的主导地位和作用，实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统称为改革开放。
    国家发展战略的转变必定促进政府职能的转变，需要有科学高效的管理机构。据报道，自改革开放以来，国务院大道至简，简政放权，大刀阔斧，率先垂范，已完成六次精简性机构改革，从曾经的54个减少到27个，十八后至今，又精简到18个。据前不久央视政论电视专题片“将改革进行到底”介绍，十八大以来，国务院各部门取消或下放行政审批事项618项，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实施行政区审批事项283项，简化了成千上万个办事程序，力度可称前所未有，得到了社会的广泛赞誉。如今地方各级去国务院各部委申办公务，一定较先前简便快捷。
    我们常听说改革是从上至下、自下至上全覆盖的大工程，所谓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但要是仅有中央的决策和示范而缺乏地方的积极性，剩下的只能是不幸。典型的例子是广州市政协委员曹志伟将近几年一项社会建设工程从立项到通过政府审批，竟盖了108个公章、耗时799个工作日，俨然新时期的“万里长征”。那么，我们要问，既然国家取消了那么多审批事项，各地上行下效也对口整合了行政资源优化了办事机构，并普遍成立了政务中心，强化了服务职能，提高了服务效率，为什么办一件事仍停留在“跑断腿、累坏腰、门难进、事难成”的老常态？就拿深圳来说，不仅细分区划多了四个新区，街道分了又分，公职人员加了又加，警力招了又招，这让人看不懂到底要增多少机构，多付多少奉禄。网上看到一个县标配清单，公务机构达194个！吊诡的是，这些机构个个有牌有位、有头有脸、有名有姓、有官有兵、有权有威，更重要的还拥有大红公章，凭程序按规定才能给你加盖“通关文谍”，否则你只能原地止步兴叹，到不了“西天”取不了真经。
    仔细想来，都说存在有理，但机构存在应发挥作用。计划经济时重在集权，因事设庙，因庙设僧，诸多事务政府包办代替，国计民生全靠计划，机构丛生干部众多似可理解。如“天下第一难事”的计划生育，往往需要大队人马才能搞定一个计生对象，如今这样的为国策“流产结扎，拆屋掀瓦”的队伍完全可以“精简”了吧，同时，现在由于计生出现的劳力短缺，加之科技的发展，许多劳动密集型企业已不适应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无人驾驶、无人售货超市的出现和发展，极大地颠覆了原有社会就业方式。年纪较大、技能不对口者都会自主谋生，再不济也会去当保姆做保安，捡破烂擦皮鞋，更何况国家为劳动者提供了创业创新政策环境，照理说社会好管理了吧。不过说是服务，到底谁为谁服务，究竟服务了些什么？工人下岗自谋职业，农民酷暑拼命“双抢”，享受了多少服务？现在还有多少官员在滚烫的泥田里帮农民双抢挥汗如雨？即便不下田，农民也并不欢迎你的指导。另外，工人延期退休无商量，干部却提前退养纵算合理，还弄个调研、顾问休闲职位如同养老院的机构，还要设班子派官员管理，有必要吗？
    有一位朋友是企业工人，曾经被抽调参加政府一个工作队，一次不经意地对带队的一位副县长说，过去的县衙不过是一个知县几个衙役，治理一方真不容易，全县的事如何管得下来？那时候的县官真有本事！副县长闻之十分反感，立即正色驳斥：过去县官有什么本事，除了审案子还有什么事？哪有现在人口多事情多？！过去朝廷才吏、户、礼、兵、刑、工“六部”，社会不过三百六十行，现在有多少行业？一个县官加六个部门管得来吗？朋友似懂非懂：无怪乎地方机构越来越重，首长副首长队伍越来越长，官员方阵越来越大，临聘人员越来越多，原来是换了人间，社会有了进步，越来越多的百姓需要安享越来越多的服务。那位朋友说过去的官员能干，也许是看多了古装电视剧惹的祸。幸亏有副县长厉声驳斥的高论，也算是让我们涨姿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