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北战场关键15天：老蒋突然停战 白崇禧骂昏招

微言网编辑部

1946年上半年，第二次四平战役之后，是东北我军处境最危险的时刻。东北民主联军抵挡不住国民党军的进攻，接连放弃大城市，不断向北撤退。但就在杜聿明踌躇满志，准备北渡松花江、夺取哈尔滨时，蒋介石突然下令停战15天。

正是这个莫名其妙的停战令，使东北民主联军摆脱了生存危机。国共双方的有识者，都把这次停战视作东北局面的一大转折点。

蒋介石为何要下这么一道命令呢？其中原因并非片言只语能说得清。

一、停战前我军的困难处境

只有先搞清楚我军当时有多困难，才能充分感受蒋介石停战令，对我军的重要性有多大。

抗战胜利后我军进军东北，虽然启动早，但由于山遥路远，到达东北的部队干部多战士少，在东北虽然超出常规地发展军队——所谓超出常规，就是大量收编东北土匪和民间武装，没有经过充分的训练、思想改造，亦无根据地土地革命作支撑，虽然拉起来不少武装，但训练不充分，在质量上根本无法和国民党进入东北的精锐相提并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超越常规迅速组织起来的武装力量根本不可靠，一遇到困难就溃散。

那么国民党军是什么情况呢？

1945年11月至1946年5月，在美军协助之下，先后有新一军、新六军、十三军、七十七军等7个军到达东北，人数多达28万人。其中新一军和七十一军都是全美械或半美械部队，经过抗战的洗礼，尤其是远征作战，两个军的士兵训练有素，战斗力极高。

军力悬殊，我军却承担着与自身实力不相符的重大战略任务。

当时我军占有四平以北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大城市，之前虽占领过沈阳、锦州、营口等城市，由于实力不济落入国民党军之手。中央要求东北民主联军必须守住四平，保住东北的北半部分。

东北一些将领对此任务感到力不从心。黄克诚曾向中央发过一封著名的“七无电报”，反映我军的困难处境：一无地方党组织，二无群众组织，三无政权，四无后方，五无粮食，六无经费，七无鞋袜。

这些条件，都是我军长期建设的基本条件，无之则无以发展力量、扩建军队。但在战略要求面前，东北我军仍然义无反顾地投入了四平保卫战。

1946年4月18日，第二次四平战役打响，101知不可守而仍死守。打得是正规的阵地战，我军无法发挥以往运动战中的灵活机动优势，与精锐美械国军拼火力、拼战术素养，怎能打得赢。

战经一月，我军损失八千余人，这些人都是抗战中千锤百炼保存下来的精华，牺牲不起！101不敢再打，率部撤退。

国民党军虽也有万余人伤亡，但处于胜势之下，不顾伤亡地开始穷追东北民主联军。

穷寇勿追，这是古今通用的战争法则，为何国军敢大胆猛追呢？有两个原因。

第一，国军的总指挥是白崇禧。白崇禧是四平战役的策划者和推动者，对四平战后东北民主联军战斗乏力的状况判断得比较清楚，明白机不可失，所以敢于穷追猛打。

第二，王继芳叛变。王继芳是东北民主联军作战科参谋（一说副科长），四平战后我军内部一些人极度灰心沮丧，认为东北没有前途，有的逃跑，有的叛变。王继芳直接带着东北民主联军的机密档案叛逃国军，杜聿明获知我军的实力、作战计划、兵力部署和撤退方向，掌握了101的所有底牌，因此更加敢于放胆来追。以往国军不集结一个旅的兵力绝不敢死追，现在一个团就敢离开后方穷追，甚至有的炮团，一辆牵引车拉着一门炮就敢尾随我军猛打。

起初撤退组织得很有序，据说连一具烈士遗体都没丢下。但后来随着敌人咬得越来越紧，部队开始有点穷于应付，部队之间被分割开。此种情况下，我军根本得不到休息，部队不断减员，元气受到损伤。

战后黄克诚的三师七旅（新四军部队），撤退后只剩下3000余人，伤亡半数以上，丧失了战斗力；

万毅的第三师（山东部队），由战前的13000人剧减至5000人，亦丧失战斗力；

一师梁兴初部剩5000人，勉强有战斗力。

其余各部伤亡、逃散的都很严重。

在敌人的追击下，101不得不连续放弃公主岭和长春，没办法，残兵弱旅，根本守不住。

101向中央报告，如果敌人再紧追不舍，将放弃哈尔滨，到东满山区打游击。中央无奈，复电同意。

这就是东北我军的基本处境，硬打，根本打不过，撤退，不久后亦将退无可退。1945年接收东北之初，谁也没料到局面竟然会如此艰难。

正在此时，天赐良机，蒋介石下令停战了。

二、15天停战令

停战是因为国共双方正在接受美国调停，双方正在谈判，各大战区都要停止火力接触。中央得悉，欢欣不已，东北迎来转机了。

有人不免要说，我军向来的策略是农村包围城市，东北丢掉几座大城市也无甚要紧吧，在农村打游击不香吗？

总体上看，农村包围城市是绝对正确的，但在不同环境下，怎么执行这种策略有区别。

东北不同于其他地区，日寇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占据东北，采取的殖民策略造成较大影响。特别是为了剿杀抗日武装，将大量粮食物资转入城市中。东北本就地广人稀，十几年如一日地这么折腾下来，农村更没有太大的力量为军队提供给养。

是以，其他省份，我们能在相对贫瘠的沂蒙山、陕北、大别山等地建立根据地，东北却不能。正如黄克诚所说的“七无”，刚入东北没有党组织、没有政权，农村力量无法发动，必须暂时依靠大中城市使部队生存下来，才能讲下一步的发展。

这是事关生死的大事，绝不能错了顺序。

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时任西满军区司令员，在梅河口会议上就说过，现在的局面，完全依靠农村行不通，部队生存不下来。我们可以不争哈尔滨这样的大城市，但不能完全不要城市，可以占领铁路支线和小城市，先让部队有得吃有得住。

东北我军汲汲以待进入城市休整，杜聿明大军饮马松花江，孙立人率新一军逼近哈尔滨。当此生死关头，胜败之机就在于继续追击，摧毁101的主力部队。

蒋介石的停战令，就在此时，恰到好处地制止了东北国军的追击。

回过头看看东北三年决战，这道命令，真是事关东北命运的关键转折点。国军自此失去了全取东北的机会，101及东北民主联军，获得了休整和喘息的生命之机。

蒋介石一贯对军事都比较关注，动辄命令下到师、团，不可能不知道东北一线真实情况，为何要白白浪费如此大好的机会呢？

倒也不是蒋介石见事不明，之所以同意停战，最大的因素来自于美国。

自抗战结束后，美国就派出军事调停小组，到中国调解国共矛盾。当然美国人并没有那副慈悲心肠帮助中国人民结束战争痛苦，其真实目的在于让中国出现一个号令统一的政权，而且必须是一个亲美政权，以便整合力量，对付和牵制苏联。

蒋介石虽不愿甘当美国的马前卒，对中共也一直必欲灭之而后快，但抗战结束后他急需美国援助，特别往各大战场调派兵力非常依赖美国的空军、海军，吃人嘴短，用人情亏，老蒋忍着万分恶心，不得不接受美国的调停。

1946年6月，马歇尔军调小组把重点放在调停东北战事上，经过反复蹉商，达成停战意向。但国、共、美三方对停战期限有很大争论。

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提出，应停战一月以上。当时我们的考虑是，东北我军面临极大困难，如能彻底停战，建立民主政治那自然最好。但蒋介石狼子野心，仗终究还是要打，能争取的休整恢复时间越长越好。

蒋介石自谓智珠在握，提出只停战一周。这自然是毫无诚意的。

马歇尔急于取得和谈成果，坚称停战一周不行，三方讨价还价，最后定在15天，东北国共双方军队遂脱离接触。

停战令给正在追击101的国军各部来了个急刹车，招致前线将领的强烈反感。

白崇禧、杜聿明都感到十分不解。他们是军人，只从军事上分析形势，感到此举难以理解，白崇禧直接在东北发牢骚说，蒋介石这是昏招误国。

杜聿明是蒋介石的心腹爱将，不敢骂蒋，而是想方设法地弥补蒋的错误决策。杜聿明向蒋介石发电报说，目前共军各部在南满仍有小规模进攻，我正好可借口共军破坏停战协议，继续追击101，到时如果美国方面问起来，我们也有得说。

杜聿明提出的建议很有操作性和针对性。

实事求是地讲，杜聿明手上掌握着七个军近30万大军，要说全取东北，力量可能比较单薄，但要集中力量摧毁东北民主联军主力，把握还是很大的。抓住一点，不计其余，只要解决了101，其余西满、南满的小股部队，力量弱小彼此隔绝，亦能各个击破。

杜聿明的建议，代表了当时东北将帅的基本看法。东北国军最高指挥官白崇禧，与杜聿明持同样的看法。

天缘凑巧，也正是白崇禧的原因，蒋介石的决策掺入感情色彩，使东北战略更加失误。

三、白崇禧：蒋还是不信任我

1946年5月，四平激战期间，蒋介石恐东北有失，命白崇禧到前线督战。白崇禧时任国防部长，在东北是名义上的最高指挥官，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亦受其节制。

蒋介石派系观念分明，白崇禧是桂系大佬，蒋并不会真的让白崇禧指挥东北部队，只是借重其军事方面的长处，为东北国军助力，东北真正的军权掌握在杜聿明手里。

停战令下达后，白崇禧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时机转瞬即逝。他忙不迭地向蒋建议，对东北共军须做犁庭扫穴式的追击，应继续穷追猛打，并自告奋勇留在东北指挥作战。

杜聿明对白崇禧的眼光非常佩服，军事部署上也白崇禧高度一致，孙立人所部进攻速度之快，进展之大，也印证了白崇禧的正确性。

蒋介石却是忧心大于欣喜。

如果任由白崇禧在东北积累威信，使东北诸将对白心悦诚服，那岂不是灭一强敌，又生一强敌？

白崇禧并不明白蒋的心意，还向蒋介石追加了建议，东北大局不日扫平后，只留少部分部队布防，调东北五个美械装备师到华北，全归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指挥，又可全部消灭华北聂荣臻部，如此一来，北方局势大定矣。

这个想法固然不错，可是白崇禧没想到，又触了蒋介石的忌讳。把五个精锐师再交给李宗仁，你桂系要反天嘛！

蒋介石越听越不放心，于是发电给白崇禧，说南京国防部已经建立起来，诸事繁冗，急切需要你白部长回来主持大局。你的想法甚好，交给杜聿明去执行即可。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白崇禧无法拒绝，又气又急地返回了南京。

李宗仁后来回忆说，蒋介石之所以发出停战令，主要原因在于提防白崇禧，纵使在白的指挥下东北全胜，亦非蒋介石所愿。

白崇禧也回忆说，“当时若长驱北进，直下东北，消灭林彪，而后抽兵入关内，则对于整个大局或稍可改观。”

蒋介石之所以敢停战，而且一停就是半月，白白放走101主力部队，马歇尔也罢，白崇禧也罢，他们的因素都是次要的，真正原因还在于蒋介石自己，大致有三点：

第一，蒋介石判断东北共军已元气大伤，不足为虑，故可稍停追击，以应付军调、应付国内民意，在政治上得分。

第二，东北军力不足以应付全取东北后的形势，东北面积广大，只靠区区30万人万难控制，停战期间，正好可以加速运兵，蒋介石打算再从关内抽调两个精锐军。

第三，国军运兵严重依赖美军海军空军，马歇尔力主停止战争，暂时停战正好卖美国人一个面子，为加速运兵赢得时间和物力支持。

四、停战期成为转折点

蒋介石的误判有多方面因素，但归根结底，是不知己不知彼造成的。东北停战15天，产生了各方都意想不到的巨大改变。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军大举进攻我中原解放区，内战全面爆发。

与此同时，山东军区司令员陈毅奉命在山东发动反制作战，先后解放了胶县、张店、周村、泰安、枣庄、德州、高密、即墨等地。

这一连串的地名意味着什么呢？山东省的两大交通干线，东西向的胶济线，南北向的津浦县，正沿着这些地方延伸。陈毅占据了这些地方，切断了国民党军交通命脉。国民党军向来对铁路线非常重视，不得不调派大量兵力围攻山东，蒋介石原计划调往东北的两个军，也因为山东、中原战事扩大，留在关内。

这一招对东北帮助甚大。后来东北民主联军缓过一口气，专门给中央发电报称：

1946年5月四平、长春撤退后，主力失去战斗力，如果敌人继续增加两个军，我们军事的情况是很危险的，因主力来不及休息补充和装备，山东大打起来救了我们一手，使得我们能够缓过气来。”

由于缺少兵力补充，蒋介石又明令不打，杜聿明便把部队分散开，向铁路线两侧扩展攻击，占领了许多中小城市。

又由于国民党组织能力低下，作风败坏，虽然在大中城市建立了政权，但对社会的控制力度很弱，兵员很难就地征集。故，杜聿明能依靠的只有从关内调来的部队，而无法自行征发训练部队，这是国民党军和共产党部队最大的区别。

蒋介石后来虽然派心腹陈诚来东北接管党政军大权，也无法改变这种现状。蒋介石埋怨手下将帅不能像共产党那样自己解决兵粮问题，杜聿明等人挨骂不敢反驳。其实病根出自国民党的组织能力干部作风，只靠几个军政高官，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呢。

所以，随着杜聿明占领地盘越来越多，兵力越来越分散，停战前那种集中兵力打大仗的时机条件，一去不复返了。东北从此进入长达四个月的休战期。

与之相反，东北民主联军避开了灭顶之灾，迅速把工作重心转入休整补充部队、加强根据地建设。

1946年7月7日，中共东北局在哈尔滨召开大会，商定了今后的策略。要这么几条主要的：

第一，克服急功近利思想，不追求一战成功，打长期战争。

第二，加大建设根据地力度，发展广大农村，建立组织，进行土改。

第三，剿匪。

这与国民党的斗争策略截然不同，重心完全放在了稳固政权、争取农村上。说到底，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依然拥有强大生命力。

101、罗荣桓等领导人取得共识，敢于把主力部队以师为单位划分到各县，抽调三分之一的部队集中力量打击土匪。土匪问题严重困扰着基层政权，严重威胁着广大农民的生活。东北民主联军一边打土匪，一边搞土改，彻底拔除了土匪赖以生存的根基。广大农民衣食有了着落，便不再落草为寇，也不愿与土匪再有什么来往。短短几个月内，东北民主联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下，肃清了十几万土匪，活捉了土匪头子谢文东等人，东北北部农村政权日益巩固。

杜聿明对此情况并非视而不见，也想发兵袭扰，但一来兵力分散，二来南满、西满尚有东北民主联军掣肘，杜聿明根本抽不开身。

到1946年年底，形势发生了巨大逆转。由于广大农村形势得到根本改变，社会生产恢复起来，我军对大城市的依赖不像刚入东北之时那么严重了，因为兵源、粮食都有了稳定来源，大中城市只在工业方面具有一定优势。即使国民党军再集结重兵来攻哈尔滨、齐齐哈尔、佳木斯等城市，也不用再怕，即使丢了，我军同样能在北满农村根据地立足。

这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与此同时，东北民主联军实力也迅速壮大。

到1946年年底，民主联军由原来的10多万人，增加到36万。并且增长速度非常快，到1947年夏季反攻之际，已增至50余万。再到1948年辽沈战役开战前，主力部队多达70万，地方部队30多万，合计百余万人，在力量上超过了国民党军。

1946年12月，东北民主联军发动了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主动越过松花江出击，更加使国民党军疲于应付。南满根据地也从岌岌可危的形势中缓过一口气，从此与北满互相配合，全面掌握了主动权。

而这所有的一切，关键点就在于1946年6月7日开始的15天停战令。

杜聿明、白崇禧等在一线的将帅固然心痛，但他们身不由己，老蒋的天下，只能由着老蒋自己折腾。

蒋介石的悔恨来得迟一些。退居台湾后，蒋介石全面检讨在大陆的失误，意识到了东北停战令的惨痛教训。他说过这样一段话：

“（停战令后）从此东北国军，士气日渐低落，所有军事行动，亦陷于被动地位。可以说这第二次停战令之结果，就是政府在东北最后失败之唯一关键。若不停止追击，直占中东铁路战略中心之哈尔滨，则北满的散匪，自不难次第肃清，而东北全境可拱手而定，若此共军在东北亦无死灰复燃之可能。故三十七年（1948年）冬国军最后在东北之失败，其种因全在于这第二次停战令所招致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