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段祺瑞绝对是个“异数”。他曾被誉为“北洋三杰”,在北洋军阀混战时期,称得上是一股“清流”。
然而,这些个人标签,却洗不掉其执政下发生了“三一八”惨案的发生,也不能用拥护共和,假装1918年所促成的“西原借款”不存在。 对此当时的借贷人日本内阁总理寺内正毅得意洋洋地说:“借予中国之款于三倍从前之数,但其实际上扶植日本对于中国之权利,何止于十倍于二十一条。”
一、七位妻妾段祺瑞爱女色人尽皆知。民国时期,物欲横流,达官显贵迎娶几个小老婆是斯空见惯的常事,所以,段祺瑞便一口气纳了七位妻妾,也称得上是享尽齐人之福了。 据说,段祺瑞第一位夫人姓吴,是江苏宿迁人士,是段祺瑞的祖父段佩为其张罗的一门亲事。 1872年,在江苏宿迁统领刘铭传军马队三营的段佩将年仅7岁的段祺瑞接到自己身边抚养,便在那里结识了宿迁举人吴懋伟,吴氏便是吴懋伟的女儿。
后来段家遭遇变故,段祺瑞双亲相继离世,他便在李鸿章在天津紫竹林创办的武备学堂学习,在校期间,与吴氏在合肥完婚。 对于段祺瑞而言,吴氏可谓是他的糟糠之妻,在天津武备学堂学习到德国留学,吴氏始终支持着他,还为段祺瑞生下了长子段宏业。 可惜,吴氏红颜命薄,在段祺瑞事业发展的最好时期,病逝于济南,这给一心拉拢段祺瑞的袁世凯逮到了难得的机会,打着续弦的名义,送上了自己的养女张佩蘅。
且说,这张佩蘅原是前清江西巡抚张芾的孙女,祖籍陕西,是名副其实的官宦大小姐。张家与袁家本就是世交,再加上袁世凯的夫人于氏一辈子就生了袁克定这么一个儿子,凑不出个“好”字,便将早早丧父,只有老母亲的张佩蘅认作了干女儿。 这张佩蘅也是个通透的主儿,乐得见袁世凯这财大势大的父母,便一口一个爸爸、妈妈地叫了上来,从此成了大小姐。
自从张夫人嫁给段祺瑞,段袁两人的关系便更近了一步。那时,袁世凯住在怀仁堂,于夫人住在福光居,张佩蘅几乎天天往总统府上跑,一来是亲近父母,二来就是把段祺瑞近来的情况说与袁爸爸听。 不过,即便如此,张夫人的这个续弦太太也不白当。其人品行正派,做事公道,脾气还好,家里的事情从来不用段祺瑞操心,唯有两个缺点,为世人诟病,一是喜抽大烟,二是生不出儿子。
据说,张夫人和其生母都特别喜欢吸食鸦片。闲来无事时,便与母亲一起躺在段公馆的烟床上吞云吐雾,为此,她还特意雇佣了一位刘姓女工,专门给她们娘俩烧烟炮。 对于这项特殊爱好,张夫人是断然改不了了,于是她就把全部注意力倾注在生儿子这件事情上,先后为段祺瑞纳入5房小妾。 其中,大妾陈氏过门没多久,还真为段祺瑞生下了一名男婴。可惜,陈氏身体不好,年纪轻轻就过世了,孩子也没能长大成人,早早夭折。尽管此事非常不幸,但是对于某些人而言,却是个难得表现的机会,就比如陆军部庶务科科长杨子明。
他借陈氏之死,利用其在庶务科的职权,为陈氏操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葬礼,直接巴结上了段祺瑞,丧礼结束没多久,便从庶务科这个清水衙门调到了山东当上了济东道的道尹,成就了一方势力。 至于二姨太边氏是个老实稳重之人,与段祺瑞的感情也好,唯独遗憾是入门多年未能生下儿子,只给段祺瑞生下了一个女儿。 不过,这丝毫没有影响其在段家的地位。据说,由于陈氏和边氏出身不错,所以段祺瑞对她们二人的家里人也极为照顾。
曾走后门让陈氏的父亲陈亚泉和边氏的哥哥边绍卿安排到了陆军部当挂职谘议,每个月不用上班就能拿到120块大洋的高薪,致使段公馆内许多跟着段祺瑞出生入死的旧部们很是不满。 毕竟,那些曾经跟着段祺瑞上山下海的部下们前来投靠,顶多也只能在陆军部里混个差遣名义,每个月的薪资也不过30到40块大洋。反倒是这些姨太太的亲戚们,手不能提,肩不能挑,反倒一个月拿着一百多块钱来花。
当然,也不是每个姨太太都受段祺瑞这般照顾,三姨太刘三、四姨太刘四以及五姨太李五就没这样的好运气了。 传闻此三人都是段祺瑞花钱买来的,本就不是什么好人家的姑娘,因此,段祺瑞也没太拿她们当回事儿。三人之中,仅刘三为段祺瑞生下了一对双胞胎儿子——十一和十二。只是,十一体弱,没能活下来,刘三便成了段家第三个给段祺瑞延绵香火的女人。
可是,家中女人多了,难免不生事端。且说,四姨太刘四虽出身不高,但胜在容貌姣好,性情温婉,段祺瑞对她一直青睐有加。 可是,这刘四自打入了段家的门,就没怎么笑过,就算日子过得舒心,也整天愁眉不展、后来,段祺瑞从家中仆人口中得知,刘四被卖之前,在家乡早就有了意中人,只是苦于家中困窘,这才入了段家的门。 不仅如此,坊间传闻,段祺瑞外出期间,刘四经常借外出看戏之名,约见之前的爱人,家中仆人大多听过此等消息。
原本以为,段祺瑞听了这话会大发雷霆,刘四也唯恐自己凶多吉少。没想到,段祺瑞从刘四口中探听事情原委后,竟然一点也没生气。 反倒叫刘四到账房那里领了100块大洋,像嫁女儿一样,替刘四置办了嫁妆,将其嫁给了意中人。一时之间,段祺瑞嫁妾,成了当时轰动一时的大新闻。 然而,有好事就有坏事。刘四侥幸出嫁,三姨太刘三却没有这等幸运。由于刘三平日喜欢打牌、购物、听曲,时常外出游玩。
一次,段祺瑞带着张夫人和边氏到大连疗养,正好给了刘三外出寻欢的机会。日子一长,刘三就勾搭上了牌桌上那些专吃软饭的小白脸。 后来,段祺瑞疗养归来,夜里失眠睡不着觉,便到花园里散步。不想,正碰上刘三花枝招展地从外面回来。 段祺瑞见她衣着露骨,不免心中动气,就失手打了她一个耳光。不久,便将这刘三送还给了她的娘家人,不久后将另外一房姨太也给送走了。 不过,对于这件事情,外界却生出了另一个版本的桃色新闻。说段祺瑞之所以把三姨太赶出段府,皆因这刘三勾搭上了自己的长子段宏业,这才迫使段祺瑞不得不将其赶走。总之,不管真相如何,这刘三被赶出段府,却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二、西原借款说完段祺瑞的家务事,现在再来说说段祺瑞这个人。纵观段祺瑞的一生,其对国家做下的最难辞其咎的两件事就是三一八惨案和西原借款。 1916年6月,随着袁世凯的离世,时任国务总理的段祺瑞终于成为民国北京政府的新主人。然而,由于政府财政出现严重问题,段祺瑞手中皖系军阀们又各怀鬼胎,段祺瑞为了团结军队,稳定内阁,便与日本新组阁上台的寺内正毅签订了一系列公开和秘密的借款。
表面上看,日本的寺内正毅是为了支持段祺瑞政府,增加对华经济援助,可实际上,日本人当时的主要目的却是扩大在华利益。 然而,当时的段祺瑞哪里管那么多?在自身利益与国家利益之间,他依然选择了自身利益。1916年10月,寺内正毅派遣自己的幕僚西原龟三来华办理这笔交易。 次年1月底,他便以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以及朝鲜银行的名义与中国交通银行总裁曹汝霖接洽,先后向日本人借贷1.45亿日元,而付出的代价就是段祺瑞将中国山东、东北的铁路、矿产、森林等国家资源全部抵押给日本。
且不计算当时山东和东北的这些资源具体价值多少钱,单就1918年9月24日,中日关于胶济铁路相关事项秘密交换的《山东问题换文》就后来巴黎和会的谈判埋下了一颗大雷。 正是由于承办此事的曹汝霖和章宗祥在回复给日本的电文中,留下了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政府提议之条款“欣然同意”的字样,才使得日本在巴黎和会上将此换文作为中国自愿拱手让出山东的有力证据。
讽刺的是,用山东的驻军权、胶东铁路控制权以及中国军械制造等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换取的西原借款,最后竟然被曹汝霖用到了段祺瑞内阁的财政支出和军费上面。 对此,曹汝霖竟不无得意地表示,正是西原借款才缓解了财政压力,让官员无欠薪,军警无欠饷。时任财政部官员的周叔廉更是为日方借款背书,称日本对借款的条件并不苛求。
除了西原借款,三一八惨案更是将段祺瑞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尽管关于这段历史,存在部分争议,但是对于当时的大当家,显然,段祺瑞并没有运用好其手中的权柄,这才引发了震惊中外的人间惨案。 因此,不管段祺瑞给自己贴上多少儒家传统的道德标签,终不能改变其军阀政客的本质,更无法一言以概他曾犯下的血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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