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中车北京二七机车有限责任公司原副总经理李海滨建议,国家为独生子女的公民设立带薪年假,让独生子女的孩子们能有时间照顾日渐衰老和多病的父母。李海滨认为,这也体现国家对履行了计划生育的公民义务而成为独生子女父母的关爱责任。
李海滨的建议代表了独生子女一代的集体呼声。这些出生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独生子女在成年和成家之后,他们的父母逐渐开始进入老年时期。二孩时代,一对夫妻养育两个孩子,赡养4个老人,这样的情景并不鲜见。所以,对于独生子女来说,如何赡养父母,尤其是在看护照料精力上的分配,将成为一个不可绕过的难题。
李海滨委员的建议,从真实效用来看,可谓杯水车薪。毕竟,独生子女父母一般曾就职于正式单位,有自己的退休费,如果身体健康,一般属于被子女继续“压榨”的对象———常常会帮儿女看孙辈和做家务;如果他们的身体出了状况,那么一年三五天的带薪假也顶不了大用,最多陪同父母参加个体检或者带着去医院挂个号。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有不少人提出了异议:假如独生子女带薪看护父母的假期一刀切,那么许多无需照顾老人的独生子女,他们不把假期用来看望老人,又如何来处理;反过来,如果只给父母身体抱恙的独生子女假期,一定会涉及一堆证明材料。届时,如何“套取假期”的各类秘籍指南恐怕就会涌现。所以,一项公共政策的确立,不仅要考虑解决了什么问题,而且也要看到制造了什么问题。
当然,这绝不是说李海滨委员的建议没有意义。相反,李海滨委员点破了计划生育政策保证逻辑自洽的必要性。独生子女赡养父母的问题,实际上是该项政策的一种延伸。所谓公共政策的系统性考虑,就在于不仅仅要看到人口数量控制的目标,也需要看到人口更替率降低之后,未来年轻人会背负更多赡养压力,并做出相应的政策补充。
除了独生子女带薪看护假,补充政策应该包括多个方面。老人养老的问题,是家庭、社会和国家需要共同担负的责任。例如,国家提供社保,解决了生活费和大部分医疗费的问题,但看护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呢?有学者提出社区养老的路径,这当然不是政府包办,但也不是简单市场化的方式,而是整合家庭照料、社工看护和商业支持等三方面的力量。
此次两会,在讨论个税改革时,就曾提及过“养老抵扣”的问题。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补充政策,毕竟,对于年轻人来说,不可能集体性、长时段地离岗照顾,但可以花钱请专业护工进行护理。子女支付一定费用并承担精神慰藉的功能,后者负责日常看护和照料,这样的模式方能持久。
所以,建议独生子女假最大的意义,不在于几天假期,而在于提出了独生子女群体赡养老人的困境。在这个提议背后,需要一个打包的政策集群,从微观的假期安排、个税抵扣,到宏观的养老方式探索,这些都需要继续做政策更新和补充。据悉,“十三五”期间,上海的老龄化已经达到30%。未来,将有越来越多的城市会面临养老问题。这是挑战,也是机遇,为此,希望独生子女假不会遥远,更希望打包的补充政策可以尽快到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