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死了再办”的事，何以花钱找中介办成了

来碗泪流满面

　　在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下，“等死了再办”的难事通过花钱找中介迎刃而解，难免会给人带来“阴暗的想象”和“恶意的揣测”——是不是中介和公共部门的少数工作人员有什么“默契”？里面有没有权力寻租？

　　春节前，一位网友在网上留言：父母去房产交易部门办理卖房手续，却因父亲患脑萎缩失去语言能力而遇阻。求助工作人员，不但没有得到解决却被恶言相加，“等死了再办继承”“学会说话回答问题清楚再来办”，最后无奈花了5000元找到中介，才得以解决。（见2月6日《人民日报》）

　　房产交易并非小事，房产交易部门从防范风险的角度出发采取审慎的态度，可以理解，可相关工作人员显然缺乏“想老百姓所想，急老百姓所急”的意识，把制度当成推诿卸责的“万能钥匙”，用麻木、冷漠的态度伤害了当事人，也损伤了公职部门的形象和社会认同。一句“等死了再办”，无形中建构了一道藩篱，加剧了百姓与公共部门的隔阂感。

　　当事人父亲脑萎缩失去语言能力，不能准确、清晰地表达出卖房的利益诉求，这原本是难以改变的尬尴现实，却因为“花钱找中介”让不可能成为可能。房产交易的相关规定作为一种公共规则，理应一视同仁；一旦因人而异，必然影响公共规则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美国社会学家罗纳德·博特认为，在社会网络中存在着一些“结构洞’,用于连接两个难以直接发生关联的关系人。形形色色的中介，大多具备“结构洞”的功能。当然，中介是要收费的。在信息不对称的格局下，“等死了再办”的难事通过花钱找中介迎刃而解，难免会给人带来“阴暗的想象”和“恶意的揣测”——是不是中介和公共部门的少数工作人员有什么“默契”？里面有没有权力寻租？如果有，最终还是“羊毛出在羊身上”，由有办事需求的百姓买单。

　　当公共规则有了人为操作空间，某些人就找到了“生存空间”。将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让公共规则透明公开、一视同仁，不仅有助于斩断畸形的利益链条，也有助于提高行政效能，提升公共服务的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