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见报日,特首梁振英率领的庞大考察团将完成对珠三角西岸6个城市访问,相信将会宣布考察成果。问题是在国家策略部署的大前提下,香港就真的可以“水鬼升城隍”,从自封的“超级联系人”升级成为大湾区的龙头?《人民日报》呼吁“想上车要快”,我们不是原来就在车上吗?为何还要上车?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长谭志源在出发前表示,香港会在大湾区规划中起着“龙头作用”。如果他说的是,只是在规划中做龙头,珠三角任何一个城市的主管官员都会默不作声,心底里说看你如何写报告给中央,我们再看怎么办;如果是香港将来在大湾区中做龙头,大家更加会永远默不作声。 香港做大湾区龙头?香港的官员如果没有北京的暗示,让他吃了豹子胆也不敢这样说。从公开文件和蛛丝马迹看,好像还真有中央的加持 总理李克强在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抛出粤港澳大湾区的说法,这个场合、规格以及说法,都把大湾区的定位放得很高。值得讨论的是为何是在港澳政策的段落中提出?港澳政策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历来都是在倒数第几段,而国家策略则是开头几段。不难令人联想,这是专门为香港而设,而不是真正的国家策略。也可以反过来看,将国家战略地位的建议,放在香港的段落,有助提升香港在国家的地位。况且,总理报告的正文说:“要推动内地与港澳深化合作,研究制订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发展规划,发挥港澳独特优势,提升在国家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中的地位与功能。”将大湾区的目的讲得很清楚,就是要加强粤港澳合作,以及提升港澳在国家的地位与功能。《人民日报》更加画蛇添足地补上一个目的:“有助于改善香港的社会环境和结构性矛盾。” 诚然,大湾区的理念与目的,对香港百利而无一害。中央提出的建议,是香港逐步融入内地的大趋势中,成为助力与推力,让融合加快的步伐有序地进行。但欲速则不达,给香港冠以龙头的名义及地位,反而可能会起到反效果。 地方官难打破地域藩篱 大湾区作为国家发展战略,是跟长三角和京津冀并驾齐驱的地位,目的是要打破目前单打独斗的格局。设定这个目标的本身,就说明目前珠三角单打独斗的问题有多严重。汪洋2007年到广东任一把手,提出要搞“江(门)中(山)珠(海)”、“深(圳)(东)莞惠(州)”和“广(州)佛(山)肇(庆)”3个一体化的经济圈,目的也是要打破单打独斗的局面。当时每个城市都在入口处对外来车辆收取入城费,几十公里范围内都按长途电话计费,两个城市之间的道路很多是“断头路”而不互通,别的经济贸易上的竞争就更不在话下。汪洋雷厉风行,强势推行,结果是到他2012年离开广东时,只在3个经济圈各自在圈内实施了车辆入城免缴费,不同的经济圈还照样收费,长途电话计费一直无功而返,直到总理李克强今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才正式结束。地方官要打破地域之间的藩篱,谈何容易。 自从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议,各种善意解读的文章陆续出炉,对粤港澳的各自优势一一罗列,并尝试在各方面的各自优势中找出联系,以证明大湾区是可行而有利的。比如有文章提到,目前占领全球市场七成的无人机,是在香港科技大学的科研成果,利用深圳的生产优势的结晶,好像这是从政府政策与合作机制上的必然产物,事实深港两地究竟是竞争关系还是合作关系?也有文章从文化角度出发,说珠三角地区人民与人文有千丝万缕的关系,但不要忘记,深圳已经变成外来人口居绝对大多数,广州的官方使用语言是普通话而不是广府话。 设计中的粤港澳大湾区城市,过去几十年都存在互相无序竞争关系。更加特别的是,深圳作为单列城市,根本不受广东省节制,在原来合作基础十分薄弱的基础上,加上在行政上促使合作的不利因素,广东省内部就很难成为一个“湾区”;现在要跟港澳合作成为湾区,难上加难。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是澳门看中的横琴的发展,要求珠海市给予优惠条件在横琴发展,但珠海市为什么要把宝地送给“需要合作”的澳门?结果澳门跑到隔了一个城市的中山去要地。香港可以在这个乱局中做龙头摆平各种利益关系吗? 香港过去在商业运作或者政府行为方面,都尝试过绕过广东,直接跟中央打交道,并取得香港所希望得到的待遇,比如多少批次的CEPA(内地与香港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广东的执行力度就是佐证。现在中央又给了香港这个在规划中的“龙头”地位,香港该如何自处呢? 真正合作须出自共同需要 广东省要听命中央,这是不争的事实。但合作是具体而且细致的,随意性很大,真正的合作必须出自各方的共同需要,才能产生真诚的合作。如果大家都只是听命于中央,那只能是虚应故事,什么时候中央不把这事放在头等重要位置,也就不了了之,即所谓人一走茶就凉,这种官场上的事情,司空见惯。香港要是在这个时候看重“龙头”的虚衔,得罪了本来就合作不好的珠三角城市,到头来很可能是“水瓜打狗”落得一场空,得不偿失。这个时候,还是老老实实看看各方真正的需求是什么,利用香港的独特地位去为对方解决一些问题,来得实际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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