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钱其琛：谈判桌上绵里藏针，天生的外交谈判家

何琴

“好的外交家不是盲目强硬，

而是知道国家的核心利益在哪里”

外交破局者钱其琛

北京时间5月9日22时30分刚过，曾经担任钱其琛秘书、跟随他10年之久的沈国放获悉了他于半小时前去世的消息。

一个月前，沈国放去北京医院探望了钱其琛。钱其琛双目紧闭，听到他说话，只睁开眼睛看了下他。钱其琛住院三年来，他每两个月会去医院探望一次，但已经无法交流。

5月3日晚他就获悉钱其琛已处于抢救状态，心里有了不好的预感。但接到消息时，还是难以接受恩师离去的事实，更为自己因在美国公干无法赶回来参加遗体告别仪式而难过不已。

钱其琛被一些外国媒体称为中国“外交教父”，沈国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中国没有这样的提法，但外交部很多人的确视他为师。

钱其琛是改革开放后任职时间最长的中国外长。公认的是，他担任外长的十年中，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外交最困难、最复杂的时期。他以原则和灵活兼备的审时度势，以外柔内韧、宠辱不惊的特有风格，突破了困局，打开了中国外交的新局面。

学运出身

“我从不记日记。这是年轻时七年地下党工作养成的习惯，不留片纸只字，一切只凭记忆。”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这样写道。

1942年，14岁的钱其琛在上海大同大学附属中学读书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很快担任了该校的党支部书记。1945年抗战胜利后，中学刚毕业的他被提拔到中学区委，开始与比他年长3岁的钱李仁共事。

今年5月9日晚，93岁的人民日报社原社长钱李仁突然听儿子说，钱其琛去世了。他赶快打开电脑上网去看，消息没错。关上电脑，他开始尽力回忆他们年轻时在一起战斗的时光，但时隔太久了，那些记忆时而清晰，时而模糊。

当年，中共中央上海局下辖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工作对象，市委又分为工人运动委员会、学生运动委员会（学委）等，学委下辖若干个大学区委、专科区委、中学区委，每个区委再联系若干学校支部。钱李仁和钱其琛都是中学区委委员。

钱李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其琛在党支部工作不到三年，就提拔到区委，这种情况很少见。他觉得，原因之一是钱其琛头脑十分灵活。他在会上话不多，有事说事，工作中懂得运用“辩证法”，正面事物注意反面影响，反面事物会开掘它的正面用途。他很善于做灵活细致的群众工作。例如，对于那些死读书、不关心政治的，就引经据典，用孟子的“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等话语，来引导对方认识到国难当头的时局。

他们主要利用上海租界为据点，组织学生运动。区委没有固定的办公地点，每周或两周开一次会，地点就在条件比较合适的委员家中，平时则很难见面。

当时工作都靠脑子记，实在需要稍作记录，也要用代号。钱李仁还能记起的有：s指代党员，y指干部，z指一般积极分子，m指普通群众，3s就是3个党员。不能使用工作笔记本，只能记在一些不显眼的代用品上；回去后，记录要尽快销毁。

1947年，上海地下党组织机构调整，学委下面加设中学委员会，管辖所有的中学区委。钱李仁被任命为中学委员会书记，委员三四人，是从40来人的中学区委委员中选出的，钱其琛是其中之一。

1948年冬，为迎接解放，市委机构再次调整，下面不再按工作对象划分，而按地区和界别划分。钱其琛分到徐汇、长宁、杨浦联合区，钱李仁分到上海市人民团体联合会党组，两人就此分开。

钱其琛在上海的公开身份是《大公报》职员。他1945年高中毕业后进入该报馆，在上海馆会计科做财务工作，后调入总管理处做稽核工作。

《大公报》老人刘诚对媒体回忆，钱其琛在解放前夕悄悄离开了报馆。此前大家竟一点都不知道，他是一位共产党员。

刘诚说，钱其琛非常念旧，后来身居高位，依然与《大公报》老同事保持联系。“偶然有见面，他身边的工作人员都很诧异，觉得他这么大的官，怎么对这帮老头老太太这么客气？工作人员不了解，我们在年轻时候就相识了。”

1948年冬后，钱李仁和钱其琛工作上再无交集，但他们依然保持着联系。离休后，每逢春节，钱李仁都会给钱其琛寄一张贺卡，钱其琛会回寄一张签有自己名字的贺卡。

2004年，钱其琛出版《外交十记》，专门送了钱李仁一本。钱李仁的夫人身体抱恙，钱其琛也曾来探望。

钱李仁说：“这说明一直到年老时，他还是记得当年的友谊的。我也深切怀念当年和他在一起工作的日子。”

晚年，钱其琛的身体每况愈下，钱李仁有时会去医院探望他，但他已经说不出什么话了。2015年，钱李仁又去医院探望了他，这是他们所见的最后一面。

十年在苏、两赴非洲

建国后，钱其琛进入共青团系统，任共青团上海市徐汇、长宁、杨浦区委书记。1953年，他调任团中央办公厅研究员。

1954年8月，钱其琛被选派到苏联中央团校学习。那一年他26岁，女儿刚出生20多天。

从1951年起，共青团中央每年选派团干部去苏联中央团校学习，为期一年。钱其琛参加的是第4期，19名学员，加两名翻译。赴苏之前，他们只受了半个月的俄语训练。

团校坐落在莫斯科近郊的小镇威什尼亚基，学校周围有一片白桦林和一片湖泊。除课堂学习外，学员们冬季还要学习滑雪，平时经常外出参观，还去莫斯科大剧院看芭蕾舞《天鹅湖》，听歌剧。

毕业后，钱其琛被分配到中国驻苏大使馆，在留学生管理处担任二等秘书，后升任副主任。那期间，他几乎跑遍了有中国留学生的所有苏联院校。1960年，他调任使馆研究室主任。

1962年，钱其琛奉调回国。这时，他已整整在苏联待了8年，见证了中苏关系从蜜月期到恶化的过程。

回国后，他进入高等教育部（1966年并入教育部），先后担任了留学生司处长、对外司副司长。

1964年，他随部长杨秀峰访问了埃及、阿尔及利亚、马里和几内亚四国，历时一个半月，同行的还有季羡林等人。在非洲，他们受到了热情洋溢的接待，沿途警察立正敬礼，群众挥手致意，儿童高呼“周恩来！周恩来！”（周恩来刚访问非洲。）这成为了钱其琛“非洲情结”的起点。

文革开始后，他受到冲击，下放到位于安徽的教育部五七干校劳动。

1972年4月，他突然接到调令，调往外交部，担任驻苏使馆政务参赞。

驻苏使馆相当冷清，没有多少外交业务。除了一些礼节性拜会，不是向苏联提出抗议，就是驳回对方的抗议。

使馆人员被盯梢是家常便饭。有一次，钱其琛干脆直接对“盯梢”的人说：你跟在后面太辛苦了，我们正好不认识路，还是请你到前面来，给我们带路吧。对方被弄得哭笑不得。

1974年7月，钱其琛被任命为驻几内亚大使兼驻几内亚比绍大使，重返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他发现，风光依旧，但在经济面临困难的情况下，当年人们随民族独立运动所迸发出的激情似乎消散了。

中几关系非常友好，但两国晴朗的天空偶尔也会飘过中苏对抗的阴云。

1976年11月，钱其琛奉调回国，出任外交部新闻司司长。至此，他的外交生涯开始踏上快车道。

从新闻司长到外交部长

1976年，王嵎生进入了外交部新闻司，从科员到处长，一直在钱其琛的领导下工作。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他对钱其琛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平稳，很注意方针政策，注意兼顾各方利益、兼听不同观点。

王嵎生说，外交部新闻司主管国际形势分析，每天要向中央反映国际动向和舆论导向。钱其琛非常注重为中央提供高质量参考。

1979年底，苏联入侵阿富汗，实施南下印度洋战略，国际上众说纷纭。当时中美刚建交不久，外交部新闻司把向中央反映美国的舆论动态作为工作重点。钱其琛要求，简报要短，内容要详实。

新闻司为此搜集了成百上千篇相关文章，但写成《新情况》简报后，不到1000字，标题为《美国怎么办》，包含六条主要观点。此前，新闻司从没有做过这样简短的简报。

80年代初期，中国政府一再就美对台军售提出抗议，中央很关注美国的舆论动向。这时，美国一家周刊发表文章《中国无法不吞下这颗“苦果”》，声称中国当时的主要对手是苏联，中国担心苏联的威胁而有求于美国，所以最终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

新闻司很快将文章直译出来，登在外交部内刊《新情况》上，标题为《中国果真不得不吞下这颗“苦果”吗？》。钱其琛看后，迅速报送外交部领导和中央领导。邓小平当天在简报上批示：要中国吞下这颗苦果，没门。他指示时任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第二天在北京机场为结束访华的美国国务卿黑格送行时，一定要明确告知。

经过努力，美国终于与中国签署了针对台湾问题的《八一七公报》。

1978年，沈国放从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系毕业，也进入了外交部新闻司。

这期间，他几次随钱其琛出差，其中一次是陪外国记者去西藏访问，接触较多。两人还是同一个党小组的成员，过组织生活发言时常有交流。他想，可能就是这些接触，让钱其琛了解了他，为他日后担任钱其琛的秘书打下了基础。

在钱其琛担任新闻司司长时期，外交部开始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

建立新闻发言人的契机，是时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1982年3月24日在塔什干发表的讲话。针对其中释放的改善苏中关系的信号，邓小平指示外交部立即作出反应。

作为外交部也是新中国首位新闻发言人，钱其琛在外交部主楼门厅召开了没有座位的新闻发布会，发布了一个只有三句话的声明：“注意”到了讲话，“坚决拒绝”对中国的攻击，“重视”实际行动。没有问答环节，发布会就结束了。

这是钱其琛以新闻发言人身份第一次主持发布会，也是最后一次。一个多月后，他升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苏联东欧事务和新闻司工作。

1984年，经钱其琛本人推荐，沈国放从新闻司调到外交部办公厅，成为钱的秘书，直到1993年底调回新闻司担任副司长，历时10年，是跟随他时间最长的秘书（1988年钱升任外交部部长后增加了一名秘书，1991年担任国务委员后又增加了一名）。

在外交部副部长任上，钱其琛从1982年起担任了中国政府特使，与苏联就两国关系正常化进行政治磋商。1987年，两国恢复了边界谈判，他又出任参与谈判的中方代表团团长。政治磋商和边界谈判一般一年各两次，一次在中国，一次在苏联。

政治磋商共进行了12轮，直到1989年中苏举行高级会晤、实现关系正常化。钱其琛主持了其中11轮。

他没有主持第12轮。因为，1988年4月，他接替吴学谦，出任中国外长。

1988年9月，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在联合国总部

这是1960年古巴革命后第一位访古的中国外长。

突破外交封锁

就在钱其琛担任外长的第二年，北京发生政治风波，西方对中国实行外交封锁。他在《外交十记》中感叹：一时电闪雷鸣，乌云翻滚，颇有“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味道。

根据邓小平提出的“冷静观察、稳住阵脚、韬光养晦、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对外关系指导方针和中央的指示，钱其琛抓住一切机会扩大对外交往，开始一点一点为外交破局。

利用海湾战争的契机，和美国周旋；以西方制裁中国的联合阵线中“最薄弱的一环”日本为突破口，“分化瓦解”；巩固非洲老朋友的支持，开创了中国外长每年制度化访问非洲国家的先例……都是其中的步骤。

沈国放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其琛是一个天生的外交谈判家，冷静从容，绵里藏针，既坚持原则，又体现灵活。钱其琛常说，好的外交家，不是盲目强硬，而是知道国家的核心利益在哪里。要懂得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问题上，做出合适的妥协。

1991年11月15日，美国国务卿贝克访华，这是1989年6月以来美国国务卿首次访华。贝克说，他这次来，等于“装满了中国的篮子”，现在他需要中国给他的3只空篮子（防武器扩散、经贸合作、人权）里装满东西。而中方则希望美国支持恢复中国在关贸总协定中的缔约国地位。于是，双方围绕彼此的篮子展开了艰苦的谈判。

17日中午，钱其琛与贝克展开了最后一轮谈判。谈判异常艰苦，从中午一直谈到下午5点半，以至美方专机离京时间7次推迟，原有的安排完全被打乱。

沈国放用了“白热化”来形容那场交锋。一度，贝克收起文件夹，起身说不谈了。钱其琛一动不动地坐在谈判桌前，面带微笑地看着他。两分钟后，贝克又坐了回来。沈国放认为，中方在这场谈判中取得了心理优势。

贝克卸任公职后，于1997年被任命为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私人使节。1998年，沈国放出任中国常驻联合国大使。贝克请他喝咖啡，托他代问钱其琛好。

“他的外交智慧、外交谈判能力，我没有看到第二个。我现在不是美国官员，我可以讲这话了。”贝克告诉他。

建交风云

钱其琛常说，一个好的外交家，要有大局观念、战略思维。这个大局，就是抓住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创造良好的周边环境。

1989年后，中国与沙特（1990年7月）、新加坡（1990年10月）、以色列（1992年1月）、韩国（1992年8月）先后建交。沈国放介绍，这些建交成果，得来不易。尤其是与沙特和韩国建交，有很多复杂因素。沙特受到美国的极大压力，韩国问题则涉及中朝关系。

沈国放记得，1992年7月中旬的一天，他陪钱其琛乘空军专机前往平壤，专程去向朝鲜通报。

对这一特殊使命，连钱其琛都感到不轻松。在专机上，他一直不太踏实，不知道金日成会作何反应。他对沈国放等人说，他估计金日成对他们此行的目的是有数的。

见到金日成后，钱其琛转达了江泽民的口信。他说，江总书记指出，目前中朝两党关系发展良好，中方感到十分高兴和满意。当前国际形势动荡，随时可能有变，宜抓紧时机，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中方认为，与韩国谈判建交的时机已经成熟，相信这个考虑和决定会得到朝方的理解和支持。

金日成沉思片刻，说江总书记的口信听清楚了，我们理解。之后，看了一下他们带来的礼物——九龙戏珠玉雕和新鲜荔枝，就送客告别了。

这次会见，是金日成历次会见中国代表中时间最短的，也没有例行的宴请。

与独联体国家的建交，则可谓钱其琛“决策时多思多谋，执行时高速高效”的座右铭的体现。

1991年底，苏联解体。局势瞬息万变，以至新任大使带去的致苏联的国书还没递交上去，苏联已不复存在，需要换成致俄罗斯的国书。

当时，以时任外经贸部部长李岚清为团长、外交部副部长田曾佩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正在当地访问。接国内指示，立刻就地开始与刚独立的原苏联各加盟共和国进行建交谈判，签署建交公报。因当场来不及打印，许多建交公报的正本都是手工誊抄的，开新中国建交史之先河。

不到一个月，中国就与11个独联体国家签署了建交公报。

外交部的“老钱”

李肇星讲过一个带着玩笑成分的经典故事。

钱其琛离休后，李肇星有一次去看他，为不知如何称呼是好犯了愁。听到警卫员称呼“钱副总理”，便跟着学，说“钱副总理好”。钱其琛笑着说：“小李，你怎么一两年不见，水平下降这么多，四个字说错三个？我不是副总理了，还姓钱倒是对的。”

沈国放向《中国新闻周刊》证实，老新闻司大部分人确实一直称呼钱其琛“老钱”。他自己在正式工作场合之外，到钱其琛家里，也是一直称呼“老钱”。

对1954年就进入新闻司的马毓真来说，钱其琛不仅是领导，也是恩师。

1976年钱其琛担任新闻司司长时，他是一处处长。从那时开始，他一直在钱其琛的领导下工作，直到退休。

1997年，香港回归前夕，马毓真作为第一任外交部驻香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与钱其琛同机前往香港，参加香港回归政权交接仪式。从1993年起，钱其琛先后担任了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预备工作委员会主任、筹委会主任委员。

马毓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从未有人在“一国两制”下办过外交。面对这个新课题，钱其琛几乎是手把手地教他。

钱其琛说，这个工作无先例可循，要多请示汇报，勤思考，多学习，一案一总结，积极协助特区政府处理涉外工作，尊重并信任他们。

在钱其琛的直接指导下，马毓真所领导的特派员公署很注意把握“尊重”和“信任”两点，让特区政府公务员感受到中央的支持。

沈国放也深深感激钱其琛对他的培养。他说，在钱其琛身边工作10年，等于读了一个外交专业的研究生学位。

钱其琛要求秘书除了安排好主管领导的日程、联络等，还要参与到具体外交业务中去，不能只忙于事务性工作。他每次到联合国开会，总会密集会见各国外长。他让沈国放参加部分双边会谈，担任记录。这给了沈国放很好的锻炼机会，使他日后能够成长为外交部发言人、驻联合国大使、外交部部长助理。

几乎每位受访人都提到，钱其琛对下属总是很尊重，从不发脾气。

外交部礼宾司原司长鲁培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钱其琛没有部长架子，跟他接触没有隔阂感。

沈国放说，跟钱其琛10年，从没见过他生气发急过。下属工作有不周之处，他也不会责怪、否定。“我跟他时间长了，知道有的话实际上是在批评你，一般人听不出来。”

研究报告或给中央起草的报告如果写得不成熟，他会将下属请到自己办公室，说，下次你们要改进一下。并具体指出，哪些地方要写得更明确一些，哪些地方不需要写。

副总理出任大学院长

1998年3月，70岁的钱其琛卸任外长职务，继续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前一年的中共十五大上，他再次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期间，北京大学准备成立国际关系学院，院长人选一直迟迟未决。钱其琛当然是大家心中的最佳人选，北大内部对此进行了讨论，但都没什么信心。很多人忠告他们，此事难度太高。不过，时任北京大学校长陈佳洱仍然决定试一下。

1999年夏天，他来到北戴河拜访钱其琛，去之前，准备好了各种说服理由。没想到，钱其琛听后当即爽快地答应了。

时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袁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陈佳洱校长特别感动，大家的精气神儿马上就起来了，有个精神领袖在，不需要他做具体的工作，这个高度就是精神的高度。”

1999年秋天，钱其琛只带一个警卫，轻车简从来到了北大国际政治系。当时，北大国际政治系在5层的老法学楼里占了一层，一间十几平方米的教研室里挤了十几个人。钱其琛看后说：“关键要做事，外交部原来在朝内大街的旧址办公，中国外交就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事。”袁明觉得，他说话简约，但分量很重。

2000年1月，刚刚下过一场大雪，钱其琛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作了就任后的第一场演讲。

他提出，国际问题研究应该分为三线，外交部是一线，研究机构是二线，学术机构、大学是三线，三方面应该相互配合。

袁明认为，钱其琛答应做院长，而且不是名誉院长，是因为他在欧美发达国家看到的很多思想库令他印象深刻，使他对研究国际问题十分看重。

2001年，袁明来到钱其琛在中南海的办公室，跟他谈外交部试行东亚思想库的问题。钱其琛轻叹一声说：“哎呀，东亚研究真正有影响的思想库还是在欧美啊，要说思想嘛，新加坡还有一些。”袁明问是不是指李光耀提出的亚洲价值观，钱其琛笑了笑，没再多说。

这年9月12日，袁明去钱其琛的中南海办公室看望他，说自己本来马上要赴美，但就在前一天发生了911事件。 钱其琛言简意赅地说：“现在去最安全。但特别要注意宗教极端势力，这在世界上是一个古老问题的现代表现。”

在担任院长的五年时间里，钱其琛共来到北大国关学院作了五次报告。五篇讲稿后收入《外交十记》中。他的前秘书刘碧伟曾说：“这都是钱副总理自己一笔笔写出来的。”

2003年9月10日教师节这天，钱其琛最后一次来到北大国际关系学院，作了题为《伊拉克战争与美国》 的演讲。这篇演讲长达8800多字，具有很前沿的学术视野。

他指出，伊拉克战争提出了一个新问题——美国现在要先发制人，这是国际关系中一个很大的变化。但是，他相信，中美关系仍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稳定，20年的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也不会改变。

最后他说，他已经从领导工作岗位上退了下来，他也要向北大领导提出辞去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职务的请求。他祝愿同学们早日成为有用之才。

钱其琛卸任院长后，袁明每年春节都去拜访他。

2008年春节，她去钱其琛家里拜年，他的动作已经十分迟缓，记忆功能也在衰退，多由夫人周寒琼代他沟通。回想起当年钱其琛在北大国关学院作报告时神采奕奕的样子，袁明心里很难过。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钱其琛。

出版《外交十记》

“有情叙往事，无官开新卷。”

2003年3月，75岁的钱其琛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常居上海，鲜有露面。兴之所至，他做了一首五言诗抒怀，其中就有这两句。

《外交十记》，就是叙往事的成果。此前，新中国历任外长从未有出版回忆录的先例。

钱其琛对出版该书的世界知识出版社社长王成家说，有些事在国外有很多版本，如果不把真实情况讲述出来，多年以后，那些非真实的东西就变为事实了。

一个最有说服力的例子是，1989年7月1日，美国总统特使斯考克罗夫特秘密访华。为了保密，他乘坐的美军运输机C-141涂掉标志，空中加油，中途不着陆。在与布什总统合著的《变革中的世界》中，斯考克罗夫特写道，C-141进入中国时，差点被不知情的中国军方打下来。幸好他们走运，请示电话直通到了军委副主席杨尚昆的办公室。

钱其琛在《外交十记》中明确否定了这个说法。他说，据他所知，中美两国事先就此进行了周密的磋商，专机正是按规定的路线和时间进入中国领空的，斯考克罗夫特说的“险情”是不可能发生的。

编写组成员由6位退休大使和外交部5位在职人员组成。

一天，外交部新闻司处长宋荣华突然接到领导通知，要求推荐一个文笔好的年轻人加入编写组，并要求先试写一篇小文考察文笔，当天晚上就交。由于到了下班时间不方便找人，他就自己写了两三百字交了上去，几天后收到了进组的通知。

动笔前，钱其琛召集编写组开会，叮嘱大家：这本书不是人物传记，不求面面俱到，而是撷取十个重要的事件。文风要平实，不追求华丽辞藻，不搞宏篇巨论，力免假大空，要有可读性。他还复印了杨绛的《干校六记》，让编写组参照其文风。

钱其琛选定了其外交生涯中的10件大事。编写组首先在外交部档案馆和图书馆查阅资料，查找媒体报道，将事件理清。无法确定的事件背景和内幕，则集中选一个时间，和钱其琛讨论。钱其琛虽然从不记笔记，但对事件的经过和很多细节都记得很清楚。

宋荣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让他印象很深的是，钱其琛对于一些敏感事件没有刻意回避，对打过交道的人物也会有坦率的评述。如他评价老谈判对手美国国务卿贝克：贝克办起外交来，一如经商做买卖。在谈判桌上，他的口头禅是：“让我们做个交易。”

初稿出来后，钱其琛逐字逐句与编写组推敲。历时五个月后，书稿完工。出版社原本建议书名定为《钱其琛回忆录》，钱其琛拒绝了。他非常喜欢《浮生六记》和《干校六记》，遂命名为《外交十记》。他还特别提出，不希望把自己的头像放在封面上。

2003年10月，《外交十记》由外交部所属的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编写组开了一个小型总结会，钱其琛很客气，坚持给每个人发了1000多元辛苦费，以示感谢。

2006年3月，钱其琛在纽约出席了《外交十记》英文版推介会。2004年，钱其琛捐赠了《外交十记》的版税，在外交学院设立了《外交十记》奖学金，用以奖励品学兼优、有志于从事外交事业的贫困生。

他说，作为中国外交一些重要事件的亲历者，能够以书为媒，与广大英语读者分享这些经历，增进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无疑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

他谈到，这些年经常想起书中提及的那些美国朋友。尽管源自不同传统，处于不同国情，对世界的看法存在差异，但相同的外交工作使他们相互了解，相似的对各自国家的责任使他们成为朋友。

他说，历史启示我们，只要我们在维护各自利益的同时，也了解对方的关切，只要我们坚持对话和沟通，就一定能够减少摩擦和误解，增加了解和相互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