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友夜校”留下的公益难题还有待解答

何琴

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新光平民发展协会(以下简称“新光”)发出声明，称将停办开展多年的“工友夜校”项目。此消息迅速在社交媒体上扩散开来，不断有人在新光的微信群里问，新光怎么了？作为一个颇具公益理想的平民教育试验，“工友夜校”自开办以来就备受瞩目。它的停办不仅意味着一个公益项目的结束，有关平民教育、公益项目的开展等问题都无法回避，最近不断有媒体就此展开调查，大致描绘了“工友夜校”的兴衰史，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帮助。

  6年前，“星光”发端于知识精英汇集的中国人民大学校园，其定位是服务校内后勤工友。“星光”被满怀热情的大学生赋予极高的期待，其宗旨是：以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为源泉，以本世纪头十年新乡村建设实践为蓝本，渴望通过课堂上的知识传播，与校内打工者进行两个阶层间的对话。协会创办人、人大2010级本科学生吴俊东曾在一封公开信里解释：教育让人有尊严地生活，教育应成为平民大众的进步阶梯。这些措辞充满精英气息，但从中也不难看出，为工友提供学习的机会，无疑是“星光”最初的想法。   

“星光”的组织者所推崇的晏阳初平民教育思想，可追溯至上个世纪30年代，当时以梁漱溟和晏阳初为代表的“乡村建设派”，主张用改良主义方法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目的是实行“乡治”，开展中国民族自救运动。而以晏阳初为代表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是“乡村建设派”的一个流派，他们试图用教育手段改造社会，即以文艺教育救“愚”，以生计教育救“贫”，以卫生教育救“弱”，以公民教育救“私”。这个流派的所作所为，被后来者提及最多的，是志愿者们以图片、模型的形式进行公共卫生宣讲，帮助农民养成洗脸、刷牙、洗手等卫生习惯。其诸多尝试，以及由此总结的许多方法论，至今还作为一种重要的乡村建设理论受到推崇。   

传播文化知识，教工友理财、创业，就平民教育的理想和策略而言，“星光”的尝试无疑与其有相似之处，但如今看来，两者的命运截然不同。同样是主张平民教育，为何当年的“乡村建设派”能够取得一定的成绩，而“工友夜校”却在维持6年后不欢而散？   

“工友夜校”停办的直接原因是听课的工友越来越少，《南方周末》的报道提到夜校组织讨论“雾霾”，“结果学生志愿者来了一群，工友只来了三个，还是因为关系好才来捧个人场”。报道援引部分工友的说法，“工作太累了，下班以后大家都去找自己的乐子了，学习的少，特别少”。组织者承认，他们未能超越大学生和校工这两个群体间的距离，在其停办声明中说道：夜校对于工友而言处于太高的需求层次了，尤其是在社会不能给予这些知识以现实价值上的反馈的情况下。    这样的尴尬并不陌生，公益行动者的工作不符合受益人的需求，彼此之间缺乏化学反应，此类现象不仅出现在“工友夜校”这个项目上，它其实是公益界普遍存在的难题，即因为方式、方法不对，或者缺乏对公益对象的调查了解，导致公益行为被扭曲。对于“工友夜校”而言，理想的做法是在工友的兴趣和项目的实用性之间找到平衡。工友的消极态度似乎说明，他们的乐趣并不在学习上，但这可能只是表象，更深层次的问题可能在于，他们看不到学习带来的回报，或者说不能在短时间内实现回报。假如让工友们看到学习能改变他们的命运，“工友夜校”就会受到欢迎。   

然而要理解受益人的需求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要有换位思考的公益理念，其次还要有相应的能力和资源。对于公益行动者来说，更容易出现的公益模式是，公益人根据自身的特长和优势，想当然地认为受益人需要什么。“工友夜校”退出舞台，但它留给公益界的难题还有待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