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风险大：“酒前生死状”并非毫无意义

何琴

一段视频在网上爆红，在沈阳一场聚会上，喝酒之前每个人都签字画押，承诺“本人自愿喝酒，酒后造成一切后果，与聚会其他人员无关，本人及配偶、亲属等相关人员不得追究聚会者的民事、刑事责任，所有责任均由本人承担”。签完这个“生死状”之后，大家尽情喝酒。

首先，可以明确规定死后不追究责任的“生死状”几乎是无效的。《合同法》第53条明确规定，合同中的关于“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这是因为人的生命健康权是法律的最高保护对象，属于不可剥夺的权利，不能像财产权那样通过“契约自由”在当事人之间让渡。所以，之前一些单位疏于提高液氮、爆炸、高压等危险岗位的安全保障，却逼着员工签下“生死状”——— 一旦发生事故，不能追究单位责任，以为这样就能撇清责任，结果无一例外都被司法、行政机关认定无效。

但是，关于“喝酒生死状”的法律效果和意义，还是值得分析一下。聚会饮酒者之间到底是怎么样的权利义务关系？从法律评价的角度(而不是道德评价)说，一旦同饮者事后出了意外，要不要做出赔偿？

结合近年来的司法判例，聚餐组织者和同饮者应承担共同赔偿责任。比如，北京的小武一晚上与两拨人聚餐后，骑摩托车醉驾，遭遇交通事故身亡。小武的父母遂将头拨聚餐组织者和同饮者告上法庭索赔。法院一审判令，组织者赵刚(化名)赔偿3万余元，其他5名同饮者分别赔偿1万余元。

最高法《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当事人有权提出赔偿。那么“合理限度范围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边界在哪里？

虽然，最高法同时提到了“经营活动”和“其他社会活动”的“安全保障义务”，但两者的“合理限度”不应该是一样的，前者是经营性行为，理当承担更高安全保障，像朋友聚会喝酒这种“社会活动”，当然不能像经营饭店那样提供“安全保障”。但反过来说，喝酒聚餐作为亲友之间的社会活动，当事人之间完全不承担对彼此的安全保障义务，这于法于情都是说不通的。

这根“红线”应该画在哪里呢？河南省高院的自媒体平台上，曾发表相关法官的释法，认为4种情况之下，应该认定没有尽到“合理安全保障”义务：一是强迫性劝酒。二是明知对方不能喝酒仍劝其饮酒，之后诱发疾病。三是未将醉酒者安全护送。四是对酒后驾车、游泳等危险行为未劝阻导致发生人身财产损害的。

按这4根“红线”，特别是“醉酒之后安全护送回家”，几乎把聚会饮酒的主要风险都概括其中了，也事实上把聚会喝酒变成一个“法律风险很大的事”。同伴酒力如何、之后能不能安全回家，并没有科学标准，真要提心吊胆地等所有人安全到家，才长舒一口气，躲过了法律风险，也是一件挺折腾的事。

所以，目前这样的“喝酒生死状”并非没有法律意义，作为一份“承诺书”其至少表达了当事人自愿饮酒，不是被同伴所逼；也充分认识到酒后的“风险”，是当事人的“自愿冒险”。哪怕其中“放弃追究责任”的承诺无效，但是从《侵权责任法》的角度说，至少能说明当事人存在严重过错，对于损害结果的发生应该承担更大的责任，从而在未来的司法判决中减轻同饮者的责任。

不过，目前实践中“醉亡后同饮者几乎都要承责”的司法政策，是不是过于强调“公平保护”？有没有改进的余地？甚至有没有引进“同饮保险”的可能？事实上，目前同饮就是一件法律风险很大的事，“生死状”只是一种扭曲的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