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老年农民工返乡：28年来像被赶来赶去的羊

何琴

对身体逐渐衰老的陈德才来说，花甲之年落叶归根并不是太高兴的事情。两年前，老板对他扔下一句，“把工资算好，回家吧”，他第三次从异乡回到这个藏在贵州西南喀斯特山群的村庄。

只是这一次他很清楚，他再也不可能出去了。

这个64岁的老人在28年的时间里3次外出务工：小儿子出生，他离开揭不开锅的老屋外出打工；小儿子上中学，方圆几里的亲友借不出一分钱了，他再次外出谋生；妻子精神病发作，几个儿子要成家立业盖房子，他锁上大门，把地租出去，带着妻子离开村庄一同务工。

多年的打工经历让他认清了一个道理，自己就像被赶来赶去的羊，生活的皮鞭落下，他就得四处奔波。

皮鞭大多数时候来得让人措手不及，全村400个年轻人陆续来到深圳，裤包还没捂热就赶上深圳转型，密密麻麻的工厂消失，他们跟着工厂腾挪转移，有人去了东莞和惠州，有人奔赴浙江掘金，还有人回到家乡做生意或种地。

有时，抽人生疼的皮鞭还来自最亲近的人。有人因为孩子出生放弃原本蒸蒸日上的工作；有人被一场疾病拽回村庄学会认命；有人因为忍受不了两代人的分离，被困在欠债盖的新房；还有人无法接受亲人的意外，从此把生活的半径一点点缩小。

在400个人生路口前，很多人急刹车，或掉头或转向，离最初的目标越来越远。曾经抱团的老乡四散分离，如今，他们中还留在深圳的不过10余人，真正在当地“买了房”站稳脚跟的，不过个位数。

当年那批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大多已拖着疲惫衰老的身体回到了这个3388人的村庄——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兴仁县塘山村。

陈德才偶尔会在割草犁地的间隙，瞥到那些弯曲的身影，他还隐约记得，最初刚到深圳，大家还不时聚会吃饭，在深圳湾大酒店、世界之窗的工地都留下了合照。有老乡打趣，说他们是一个带一个、为了“好生活”集体迁徙的“群居动物”。

可后来的20多年，他摇摇头，表示再也想不起什么交集的画面了。

一

28年的岁月似乎只停留在陈德才日渐衰老的身体里，他再也扛不起七八十斤的水泥了，干农活间隙休息的时间越来越长。可一说起最初奔赴深圳的经历，这个满脸皱纹的老人会一下子露出懊恼的神情，感叹自己“浪费了十几年”。

他在深圳停留了短短几年，每日埋头在蔬菜基地，一心一意想挣钱。那时，深圳常有人因“三证”不全被送进收容所，甚至被遣送回家，他听说后就不怎么爱出厂了。害怕再生小孩拖累家庭，他让待在老家的妻子做了绝育手术。

这个男人不想出现一点点闪失。

在陈德才的回忆里，那段日子“太好挣钱了”。那是1990年前后，家乡村子约400个青壮劳力一个接一个地来到深圳，遍地的工厂像是会结出钞票的树。数据显示，1989年，农村外出务工劳动力由改革开放初期不到200万人骤增到3000万人。

当年顶着36岁“高龄”外出的他，工资8块钱一天，“一个月就能挣一头大肥猪”——在当时的塘山村，一头大肥猪的价格不过200来块钱。

“好日子”没过多久，变故就毫无征兆地来了。一封电报催促他即刻回家，信里说，他的妻子“疯了”，大冬天的往外乱跑，在别人家的田地撒泼打滚。

陈德才火急火燎地回到村子，等待他的，是妻子罹患间歇性精神分裂的诊断书。

他被这场疾病整整困住15年。每天照顾儿子、妻子，负责所有农活。挥舞锄头犁地时，他总会想，如果自己还在深圳该多好，那样，小儿子就能吃上几顿猪肉了。

落日后，他习惯坐在破旧老屋的门口，望望远处的田地和歪歪扭扭的土路。那条通向村外的路上，拖着蛇皮口袋回乡的人影逐渐多了起来。19岁的丁成松出现在了土路上，他匆匆结束了自己一年的深圳之行。

一年前，18岁的他跟着同乡跳上火车，奔向收音机里那个“遍地高楼大厦”的深圳。老板看中了这个年轻健壮的小伙子，派他爬电线塔做线路维修的工作。丁成松兴奋极了，从几十米高的电线塔看过去，是一栋栋“特别大的工厂”和“满街的卡车”，他从没见过那么多房子和车，更重要的是，这份工作一个月的收入，足足有500元。

可没多久，爬上高空时，他的心脏会一抽一抽地疼，头晕目眩，身体不停“打转转”。

丁成松在宿舍躺了整整两个月。他没钱也不敢去看病，胡乱吃了一堆药，可第二天醒过来，心脏还是疼。

回到塘山村时，这个近170公分的少年两手空空，除了一个装着破烂衣服的蛇皮袋。 原本，这个少年数着自己爬过的电线塔，一个个记录下位置，“还有点自豪”，回乡时，这些纸张不知道被他扔哪里去了，口袋里从此塞进了一沓厚厚的病历。

在通向梦想的路口，他生生地转了个弯。

15年的时间里，这样的故事陈德才听了太多，生活的变故似乎很轻易就能击中他们的人生。

同村的李伟一度在浙江的炊具厂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机遇。主管推荐他去上海的总厂学习，学成归来就是班长，还能得到他盼了三四年的加薪机会。可临行前，老家打来电话，父亲病了，医院下了病危通知书，家里没钱没人，等着他回去。李伟错过了这次机会。

还有老乡在家具厂工作，送料时拿木条的手指不小心被卷进了机器，小拇指的一半被瞬间打飞。医生看到他血糊糊的手，使劲摇头，“小拇指另一半断得齐刷刷，找不到了，也没机会再接上了”。那几个月，工厂断指的员工有好几个。

休养几个月后，这个老乡回到了原来的工厂，重复着此前的工作。

“你疯了！那种地方还待？你就不怕吗？”有村民问。

“换个地方，工资给不了那么多啊。”他自嘲地笑了笑，“等不起啊，供完一个娃娃又是下一个。”早些时候，他在电路板厂工作，污染严重，每天工作口袋里必定揣着乌黑色的解毒丸。因为实在不愿忍受才换了家具厂这份工作，好不容易工作几年加了薪，“没有成本再让你换了”。

折返的老乡带回来一个又一个悲伤的故事，陈德才听得心惶惶。小儿子一天天大了，眼看要上学花钱了，陈德才咬着牙又一次出发了，只是深圳已不是他的目的地。他觉察出深圳的工厂开始外迁，工人要求学历。“那里不是过去的深圳了，去浙江吧。”有人劝他。

在浙江，大大小小的家庭工厂给了他栖息之地。他还挂心着老家的妻子和孩子，没事就找老板问，“能给我老婆一个工作吗？扫地、保洁都可以的。”

有老板真的同意接收这对夫妻。他锁上大门，下狠心把地一口气租了出去，出来了。

大儿子大女儿都在深圳打工，当年自己被迫回村，他给两个大点的孩子都下了命令，“都去深圳，那里机会多！”活泼懂事的大女儿很受老板和老乡喜欢，快提拔当秘书了。小儿子则留在老家念书，陈德才痛快地作出了安排，“周末不回家，放寒暑假直接来浙江”。

一家人从此四散远离，可兴奋的他觉得，“不会有更好的选择了”。

二

在浙江东阳的工具厂，陈德才感受到了久违的幸福。工厂提供一个大蒸柜，一到饭点，各家各户把米淘好再放进去，米熟了，宿舍楼香气四溢。

他和妻子住7平方米的宿舍，就着玉米吃饭。一个月能挣3000多块，“再撑几年，等到小儿子读完大学，日子就好过了。”他总这样想。

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打碎了他的设想。电话那头是女婿颤抖的声音，陈德才在注塑机嗞啦嗞啦的轰鸣声里听到了噩耗，38岁的女儿没了。

他和老伴坐了20多个小时的火车赶到贵阳，一路坐肿了腿、哭肿了眼睛。老两口说不清女儿是怎么死的，只知道是意外中毒。到了停尸房，陈德才才想起来，自己有好多年没见过这个懂事的大女儿了，她的脸还是胖胖的，皮肤黄了，身体有些部位腐烂了，眼睛闭着，永远也睁不开了。

因为结婚，女儿前些年放弃了深圳的工作，去了丈夫的老家。可生下孩子后，迫于生计，夫妻俩又齐刷刷跑到贵阳，女儿在一家酒店洗床单被套，女婿在几十公里外的工地上班，几个孙子留在女婿老家。

想到这些，陈德才突然很心疼女儿，他说，他分明在女儿身上看到了昔日的自己，看到了曾经那个为了生计四散分离的家。

他想恨女婿，为什么要把女儿带到贵阳，留在深圳也许女儿早就当上白领了。可他恨不起来，女儿女婿的每一步都迫于无奈。身为父亲，他不能劝女儿不要回老家结婚，他更不能劝女儿不去贵阳打工，从始至终，他“帮不上一点忙”。

失魂落魄的夫妻俩回到浙江。他的假期有限，再不回去工作也要丢了。只是妻子的状态实在糟糕，自从看到女儿火化前的样子，就一直神神叨叨，陈德才没办法，只能盼着医生开的“那种最便宜的药”，药效能好一点。

他的愿望落空了。一个午后，宿舍的工友找到他，说妻子发疯了。他顺着指引，跑到后山去找，发现披头散发的妻子在树林里乱窜，毛毛虫、飞虫还有叫不出来名的虫爬满手臂，妻子龇牙咧嘴地对他笑着。

陈德才哭了。打工这么多年，这个老人第一次哭得那么伤心。

那一年，伦敦奥运会成功举办，神舟九号一飞冲天。可这些热闹都与他无关，也与丁成松无关。从深圳回来后，丁成松生活的半径越来越小，最后只剩下村里的房子和三亩多的土地。

心脏的疾病有所好转后，他迫不及待地跑到县城，重操旧业。可才登了几次电线塔，他的腰部就开始绞痛，尿出血，还时不时发烧。去医院一检查，他两眼一抹黑——肾结石。

妻子前些年患上了严重的乳腺增生，干活成了难题。有时候早上，躺在床上的两个人身子都痛，你看我，我看你，再看看破洞的天花板，沉默良久，丁成松起身，慢慢走出去干活。

拿到诊断书的那天，他忘了参加孩子的家长会，老师打电话问，他一股脑儿说了。结果第二天，本该在学校待着的老大跑回家了，对躺在床上的丁成松说，“爸爸你没事吧。”说完，拿出80多块钱，说是找全班同学借的，死死塞给丁成松，要他拿去看病。

对着天花板，丁成松无声地哭了。

他开始彻底地害怕变故。一场持续的咳嗽、一次钻心的胃绞痛都让他担心得整宿睡不着觉，他不敢出去打工，可守着这块土地也挣不到钱，摆在他面前的，是无解的命题。

越来越多的人从各地返回。丁成松才意识到，原来老乡和自己一样脆弱，“一个变故也承受不起。”

有个老乡被骗去了新疆打黑工，每天天不亮打着手电就去种棉花。当初，来招工的老板在塘山村信誓旦旦，“一个月3500元”。可真到了那里，一分钱不给，十几个老乡被分到了好几个组，周围都是说方言的外地人，互不认识，“谨防造反”。

他不服气跑去理论，“为啥不发工资啊！”

“你要钱还是要命？”对方直接掏出了刀子。

一年后，他坐上了返乡的火车，手里被塞了几个硬如砖头的馍。他吃不下，饿着肚子到了家，把馍扔给狗，发现连狗也不吃。

这个老乡后来几乎再没出过远门了。他说，“我只相信我自己。”

他的弟弟随产业转移到了浙江。有一年，突遭母亲去世，弟弟去找老板商量，想结清这几个月工资，回家奔丧。但老板拒绝了他，“要么干满一年，现在走一分钱没有。”

他快给老板跪下了，假期还是没有请下来。车间里的工友默默地聚在一起，你给一点，我凑一点，这个中年汉子的路费和丧葬费就这么凑了出来。回去的路上，他发誓，“一定要离家近一点，最好早上知道事，下午就能回来的那种”。

可奔完丧，他还是回了浙江，离家近又合适的工作他没有找到。

陈德才觉得，自己的性子在外面的几十年被一点点改变了。他看到了太多无奈、太多心酸，看到了太多农民工的默默隐忍和麻木悲伤。

最早在深圳时，曾有一个同乡得了重病，几乎所有贵州籍的工友都发动了捐款，最后，他们凑了8000多块钱医药费。可人终究没留住。

塘山村村民杨锦云在各个工地干了好几年，他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每次出了事故，附近的民工总会很快聚起来。关系好点的，商量着买点水果去医院看看，不熟的，就抓紧时间问问出事是咋搞的，哪个步骤弄错了。

交流结束，总有人补上一句，“要小心”。

第二天，这些民工都不会出现在工地了。大家已经养成习惯，出了事，一定会有调查取证商量赔付一堆事儿，工地的活儿一停就是好几天。

没有人等得起，过了一夜，还要重新去寻找新的工地，直到出事的工地再次召唤。

那时手机还没有流行起来，很多老乡遭遇了变故或者产业转移，前后脚离开了所在的城市和成群的老乡，却没留下联系方式。人一走，线也就断了，400人四散在全国各地，好多人几十年间再也没见过了。

他记得，电视里有人说过，“农民工在大城市里打工，干的是工人的工作，过的却是流浪汉的生活。”

三

生活已经开始偏航。60多岁的陈德才越来越力不从心，有时候是作为搬运工的自己，对着几十斤的货物束手无策；有时候是妻子的突然病发，他只能默默祈祷妻子“别去搞破坏”；还有时候，是老板辞退的通知，理由很简单，“你不值这个价”。

他习惯了被赶来赶去，并且从不据理力争，“跟老板争没意思，又不会多给你工资，赶紧去找别的工作才重要”。

步履蹒跚的陈德才一直觉得，自己是因为错过了最初在深圳的十几年才落得“卖体力”的下场，可他那400名同乡，兜兜转转20来年，也只有几个人真正在深圳扎根落脚。

实现命运逆转的村民杨剑是其中之一。如今，他在深圳拥有自己的房子、车子和店面。这个生活体面的中年人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深圳站稳脚跟，靠的是“背靠悬崖、无路可退、了无牵挂”。

跟随村里的大部队去深圳打工时，他的父亲极力地反对。离开那天，父亲是拿着菜刀“送”他的。

这个20岁出头的小伙子在深圳的第一份工作和包装厂的流水线有关，一个月赚100多块钱。有老乡叫他出去搞珍珠棉的生意，他二话没说就辞职了。那时通讯不发达，他就每天坐公交车到各个工业区，企图混进去，找各家企业谈生意。

门卫拦住他，他说自己是有预约的李先生。一查，没这个人。出去绕个半天，再回来，门卫换班了，这次他成了有预约的王先生。

他就这样“用双脚几乎走完了珠三角所有的工厂”，以一个月穿破一双皮鞋的代价，打开了销路。

回头看，这个从塘山村走出来的汉子说，自己毫无退路，“几个月没工资了，再打不开销路我就只能饿死。”

杨剑觉得庆幸，那时自己刚结婚，妻子通情达理，父亲和自己断绝关系，也没生孩子，可以说是“了无牵挂”。

可他的400个同乡，却没有这样的好运。李伟安置好病重的父亲，从老家再次回到了浙江，还是去了原来的炊具厂，尽管失去了上升的机会，可他看中领导对他的重视，还偷偷想，卖力点多干几年，也许还能有一次这样的机会。

生活的皮鞭又一次不经意落下。先来的不是机会，而是孩子。妻子怀孕了。李伟慌了，炊具厂的工资偏低，无法再负担一个孩子了。他心里纠结，一直拖着没去辞职。

孩子出生后，他去超市买奶粉，走到货架的边边角角，他觉得那些奶粉太贵太贵了。动辄几百元的奶粉他拿起又放下。最后，这个年轻人把工作辞了。

一家人搬到了浙江另一座城市，李伟进了收入高几百块的家具厂，开始卖苦力。

杨锦云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受家庭的影响，能在浙江的工地好好干活，把家里修房子欠下的十几万元还清。他在当地人缘不错，找他干活的工地不少。

最值得他高兴的是，女儿成绩优秀，奖状挤满了还显得有些空荡荡的新房墙壁一角。

直到今年春天，老家父母来电话，一向懂事的孙女突然不愿意去上学了。他才想起来，好多个疲惫的深夜，他都接到了女儿的电话。那时，他困得昏昏欲睡，电话那头，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告诉她，自己被同住的女生欺负，“如果不给钱就打我”。

女儿的话没有太放在这个年轻父亲的心上，他找到班主任，两个大人一致认为：“六七岁的孩子，能欺负个啥？”

工作忙碌，他很快忘记了这件事。直到几个月后，女儿在电话里哭喊，“为什么她还要欺负我？”女儿抽泣着说，欺负她的女生不仅没有收敛，还变本加厉，继续要钱。

他匆匆忙忙赶回贵州山区，看到女儿，好说歹说哄着到了学校门口。可女儿死活不愿意下车，哇哇大哭，抱着他不松手。

他觉得自己也快哭了。最后，这个原本打算“把女儿哄进学校就走”的父亲，允诺每天接送孩子上学。几个月过去，他依然留在老家，每天送走女儿后，再骑着摩托车到县城做零工。

这不是他想要的局面。家里的两层小楼，他给三个孩子一人留了一间房，为的就是让每个人都有一个独立的空间。他年轻时在广东打工，曾住过臭烘烘的集体宿舍，“没有隐私”，他不想孩子也过那样的生活。

咬着牙，杨锦云把房子多加了几十平方米，代价则是多出来的十余万元成本。

这个父亲吐着烟圈，眼睛红红的，他说自己也不知道还要在家乡等多久，不过，他很确定一件事，“女儿不恢复过来，我是不会走的。”

四

两年前，被藤椅厂老板赶出来时，陈德才预感到了自己的命运。在厂里慢吞吞地搬东西时，老板冲他喊，“没用”。

他和老婆在工业区转了一圈又一圈，没有工厂再愿意收留这对年过花甲的打工夫妻了。前年，老两口终于回到了落满灰尘的老屋。

陈德才在村里遇到了很多返乡的中老年人，人数一年比一年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6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称，2016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8171万人。其中，在外出农民工中，进城农民工13585万人，比上年减少157万人，下降1.1％。

这些中老年返乡农民工最常说的词是迷茫，“回到村里不知道能干什么。”

“搞养殖？你有经验吗？”

“卖蔬菜水果？你了解市场吗？有技术吗？土地流转有资源吗？”

李伟也加入了这些讨论，他最终选择重操旧业——屠夫。

“我真的很怕很怕风险。”这个30多岁的中年男人一脸忧愁地说，“如果养猪养牛市场不好呢？如果搞种植天气不好影响收成呢？”他说，自己每想到一个念头，就会迅速打消，思来想去，他挑了所谓“最稳当的工作”。

这种感觉让他觉得陌生，十几年前出门时，他满心壮志，他想着干大事，学技术，挣大钱。如今回来时，这些豪气万丈的声音仿佛跟假话似的。

一直到前些日子，县里组织的扶贫培训项目才让他重新得到机遇，他放下屠夫的工作，去学习电路知识，预备学成后换个收入更高的工作。每天夜里他从不迟到，听课的人中，塘山村的这批中年人占了快三分之一。

同村的徐建峰很早就意识到打工并不长久，10多年前，早早学会了开卡车。一度，在工地开车的他以为自己触摸到了机会。当地招聘公交车司机，关键要求写得很醒目，驾龄超过20年。

可应聘时，对方只说了一句，“外地驾驶员不要”。

他开始攒钱，打算凑够了钱就买辆车回到黔西南州跑运输生意。几年后，他的车有了，高速公路上的货车越来越多，油价也涨起来了，运输生鲜的生意越来越难做。

徐建峰把车从市里开回了县城，发现还是没有太多可干的活儿，满城都是搞运输的农民工，“在外面打过工还有驾照的，几乎都在干这个”。最终，这辆车被开回了塘山村空荡荡的新房。

他还听说，有同村的人昔日在深圳的制鞋厂干了几年，回来后在隔壁镇上开了鞋店，十几年间生意火爆。可最近几年，互联网席卷而来，实体店铺生意越来越难做。

“兜兜转转还是这样，改变命运真的那么难吗？”徐建峰喃喃道。

这句话，杨剑深有同感。他在深圳做生意破产后，带着仅剩的积蓄回到老婆家，试图在当地开办广告公司，可真当他进入市场才发现，凯里市在2000年就有了大大小小60多家广告公司，市场竞争激烈，他在本地无依无靠，支撑了三年，还是关门了。

他觉得自己在凯里被打回了原形，“你以为自己懂了很多，积累了很多，其实你还是一无所有。”

只有丁成松的生活看起来稳当得一成不变。他牢牢地守着那3亩租来的土地。尽管，剔除掉成本和租金，他几乎一年剩不下什么钱，可他还是觉得，“至少一家人不会饿死”。

这个居住在村里最偏僻一隅的男人拒绝异地扶贫搬迁。面对扶贫干部多次劝说，他态度坚决，“去了城市，你连葱葱蒜蒜都要买，说是可以打工，可身体不好打什么工，做不了工，只能在床上等着饿死吗？”

他已经不再向往外面的世界了。“一天都要坐着，要吃好几次药，哪里要我们？”他默默地说，“只有土地不会离开我。”

五

地处黔西南的塘山村掩映在一片喀斯特山群里，土地是这里最珍贵的资源。丁成松租来的土地大多藏在石头山的边边角角，最远的一处，离他家有一个多小时的步行路程，玉米丰收，要来回走30趟才能收完。家里的屋子修到一半就停下了，漆也没刷。蹲在门前，丁成松用刀反复切割树的叶子，他和妻子喜欢切细点，这样牛吃起来好消化。

偶尔孩子也会怯生生地问他，学校要求买双运动鞋上体育课，该咋办。那时，丁成松会很难过，他看着大儿子黑黢黢的脚，指了指远处自家藏在石头山缝隙的地说：“这地天生就有肥地、瘦地，你看看我们家的地，那就是瘦地，种不出什么名堂。娃娃啊，你就生在瘦地里，没办法，只能认命啊。”

大儿子眼泪汪汪的，“知道了知道了，爸爸，我不要鞋了，你别说了。”

杨剑一度也认命了。凯里创业失败后，他回到媳妇的农村老家，整夜整夜地失眠，头发一掉一大把，他提不起兴趣也没有信心去工作，每天在家里“混吃等死”。直到小儿子出生，家里一下子捉襟见肘，这个父亲听不得儿子的哭声，他咬咬牙，出发了。

目的地，还是深圳，“又爱又恨的深圳”。

他从超市促销重新起步，一步步做到了主管、经理，再出走继续创业。最开始那段日子，他一个人在深圳，嘴皮干疼，夜里想家，“不努力孩子就要饿死”，第二天又精神抖擞地去上班了。

杨剑感谢他的儿子，“如果不是他，我不会硬着头皮再回深圳，也不会再去拼最后一把。”

在如今拥有好几家店面的杨剑眼中，曾经的自己和400个同乡，就像是一群跋山涉水的“群居动物”，终于来到深圳，还没来得及享受阳光和食物，就在变化莫测的自然界前纷纷摔了跟头。

“我们都以为这里有最好的条件。却忘了大自然不会只有风和日丽。”他说，深圳在短短时间内完成了产业转型，如果自身不跟着调整，等待的命运只会是被淘汰。

不过在他看来，这个过程近乎残忍。看似400个人拥有400个命运分岔的路口，可大多数人“只有一个出口”，“灰扑扑地回老家了”。

几年来被生活赶来赶去的陈德才学会了和生活握手言和，他在家养了一些猪和牛，想着多少挣点，也能为儿子娶媳妇出点力。小儿子的婚房还没着落，大儿子更是连对象都没有。

唯一能让他心安的，是两本朱红色的临时居住证。

当年离开浙江时，他把它们带回了老家，放进了床头柜，时不时拿出来看一看。红色的印子还清晰可见，那是他眼中官方的“认可”。他等待着哪一天还能拖着衰老的身体回去，自豪地掏出临时居住证，再豪气地干上几年，把儿子的婚房、车子挣出来，就像当年刚去时那样，用勤劳的双手供小儿子读完大学。

这个满头白发的老人舍不得扔这两本早已过期的证件。他说，“不会有更好的选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