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二等座院士”，我们最该关注什么

何琴

78岁院士，穿着一双旧皮鞋，乘坐高铁二等座，低着头专心在研读一份材料，材料将整个小桌板铺满。6月13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先林在高铁上的这张工作照片，经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发布后，迅速引发网友的点赞和致敬。（封面新闻）

在习惯讲究排场、身份的今天，一位老院士放弃本可享有的一等座待遇，主动“降座”到二等座，且过程中还不忘工作，确实堪称是一股清流，当然配得上舆论的称赞。但若仅仅只看到这一点，显然是不够的。在我看来，除了卓越的研究贡献，刘先林院士身上最弥足珍贵的一点，还是其表现出来的职业精神。

据中国测绘科学研究院相关负责人的回应，刘先林之所以放弃一等座，主要是为了方便和不能乘坐一等座的同事交流。换言之，“降座”，是为了更好地工作。此外，据说刘院士在火车上工作是常态，为了省下更多的钱搞科研，他还拒绝为自己配司机。从这些细节不难看出，无论是坐二等座，还是生活上简朴化，刘先林身上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把自己的科研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这种种表现，都反映出其作为学人的专注和投入。而这一品质，在今天这个时代恰恰是比较稀缺的。

一定程度上，“扫地僧”院士也好，“二等座院士”也罢，他们之所以走红，就是因为他们所展现出的风范和形象，契合了物欲时代人们心中对某种纯粹东西的渴望。比如，对工作的专注，对专业的敬畏。对此，习惯性以“拿着高片酬、但蹭破点皮就要上头条的娱乐明星”来与刘先林院士这样的“朴素”作对比，其实是不太恰当的。作为娱乐明星，他们的任务或说职业就是娱乐大众，这要求他们必须“蹭头条”，只要不突破法律和道德边界，并没什么问题，但对科学家而言，职业特性要求他们必须能够坐得了冷板凳。虽说不一定要表现得如刘先林院士这般突出，但尽量远离舆论场的喧嚣，终究是必要的。

因而，刘先林院士现象所带来的真正思考应是，我们的科研制度，是否能够真正让那些甘于奉献，坐得了冷板凳的科学家不吃亏，能让他们心无旁骛地投入自己的专业？

科学家也是凡人，不必遵循特定的生活范式，可以有像刘先林、李小文这样的“隐士”院士，也可以有站在聚光灯下的科普达人，但有一点应该坚守，那就是作为学人该有的职业精神。不是每个人都能成为科学家，围观“二等座院士”，最大的公共价值，也在于从这样一种传统的学人精神和状态中，习得一种专注的职业精神。也只有从这个向度理解他，才不会让围观变成打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