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房不嫁”不是裸婚时代的另类参照

何琴

　裸婚时代“似乎”已经过去了。目前，一线城市的婚房价格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仍是“天价”。这样使得很多女性在择偶时将“有房族”列为首选。调研发现，57%的单身女性认为结婚需要单独准备婚房，这一比例较之男性高出16个百分点，尤其独生女认为需要单独准备婚房的高达68%。（7月20日《华商报》）

　　裸婚指既没有车、也没有房、更没有存款的两个人，在不设立婚宴，不买钻戒，不度蜜月的情况下，只花几元钱领结婚证的简易结婚方式。裸婚既是对现实无奈下的妥协，从彩礼到婚礼，那是一种成本高昂的仪式，再加上婚房、钻戒、蜜月形成的花费，小年轻们注定无力承担，也只能“望之兴叹”。囊中羞涩者无力承担结婚的花费，于是只好“退求其裸”。也是对未来的一种期望，基于对爱情信仰的坚守和对未来的信心，才使得围城之外者不受物质因素的干扰，而选择了义无反顾的前行。　在物质匮乏的时代，裸婚既是一种时尚，也是一种文化。父辈或者祖辈们，靠着彼此的共同奋斗，获得了物质上的极大回报，也带动了整个社会财富的增长。如今已不再是物质极度缺乏的年代，而是“房产结构性过剩”的时代，“婚在其居”和“无房不嫁”，已然取代了“我只单纯看你这个人”的单维度，而转向了既注重感情的基础，又注重物质的保障，让结婚的门槛更高，代价更大。

　　裸婚是一种文明化的状态，也是一种理想化的追求，却未必是每个人都应坚持的价值。很多人之所以对裸婚恋恋不忘，是基于现实焦虑下的标准认同和方式认同。一方面，物质上的过高标准造成了结婚的困难，并成为群体恐婚症的最大诱因。尤其在房价居高不下之下，“无房不嫁”的标准就带有某种原罪。另一方面，“无房不嫁”与传统的爱情倡导格格不入，其本质是一种价值的变异，并成为物质享受和追求的具体体现。未来需要靠两个人的打拼，先期获得的物质条件，本质上是一种不劳而获。对于具有道德洁癖者来说，“无房不嫁”跟“宁做二奶，不嫁穷人”一样，都是令人不齿的道德堕落。　　如此论调，显然是把普通的个体看成了“不食人间烟火者”。物质是婚姻的保障，也是最重要的基础。不可否认梁山伯与祝英台式爱情的纯洁，也不否认裸婚所具有的道德高度。在移风易俗而物欲横流的当下，倡导裸婚式的节俭更有“大道至简”的现实性。但是也不能漠视人对物质的天然追求，以及基于美好未来的现实要求。如果婚房已成为最基本的结婚要件，成了女性获得安全感的物质寄托，成了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标准，则“无房不嫁”不应受到道德性指责，恰是权利觉醒和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用过去式或者固定化的标准，来进行现实性的评价，如此只会导致价值判断的方向走偏。裸婚未必高尚，而“无房不嫁”也未必低俗。贫贱夫妻百事哀，如果连基本的物质保障都没有，婚姻在开始之际就埋下了重大的隐患，这样的婚不结也罢。对于个体甚至群体性的选择，不必进行先入为主进行道德性的审判，并得出非此即彼的结论。裸婚也好，“无房不嫁”也罢，都是个体基于自身认知所作出的选择，都应获得尊重和理解。毕竟，允许个体性差异的存在才能造就整个社会的多元化，更何况社会风气与文化的形成有其固有的规律，定势化思维只会导致价值割裂和社会分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