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读书人是怎么交朋友的？

张玲

　近代报刊依托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印刷数量大，价格相对便宜，传播有力。因此，在清末民初，依托于报刊，结合学校和学会，出现了一批如梁启超、李大钊等年纪轻轻就名满天下的明星读书人。地方上的读书人基本未曾见过他们的真容，却通过报刊上的文字被他们的思考所吸引、为他们的理论所折服，常常想着去请教一个问题、作一番讨论。同时，又真切地感到全国各地都有和自己一样的读书人在做同样的事、思考同样的问题。这种由报刊开启的想象性联结，成为那个时代读书人交朋友的新底色

　　海轮开通把人带出去，把新知带进来

　　1867年，日后成为一代经学大家的温州读书人孙诒让赴杭州参加乡试。

　　这真是一段艰难的旅程！那时由温州到杭州，只有陆路可走，需要经过丽水、金华、兰溪一线漫漫的丘陵山川，走上十天半个月不是什么特别稀奇的事。在这一路的漂泊中，他和同乡朋友结伴而行，偶尔还会遇上从浙江各地奔赴杭州的士子，在省城下榻的会馆和乡试的考场里也能碰见故雨新知，发榜高中后还会拥有一批同治六年丁卯科的“同年（科举考试同一批取中）”朋友。不过，这种传统朋友圈拓展的范围毕竟有限，并没有根本性的突破。

　　10年后，温州地区发生了一个当时并不起眼、现在看来却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往宁波的海轮开通了。此后，温州读书人开启了朋友圈的革命。他们可以乘坐海轮开往宁波，由宁波去向上海，然后再从上海调转头去杭州参加乡试。1909年沪杭铁路开通后，这条路线更是变成了航运和铁路的联动，来去往复更加便捷。

　　五口通商后，上海迅速发展为我国的金融、贸易、经济和航运中心，同时也成为当时最大的新文化生产和传播中心。几乎每一个来到上海的读书人都会感受到西人、西艺、西学带来的冲击，并在这种强烈的冲击下感受新潮、吸收新知、转换旧日的脑筋。由此，1893年从温州出发参加乡试的陈黻宸，其科举之路与孙诒让就大有不同。

　　有了便利的海轮，陈黻宸和同科考试的温州读书人大多已不选择从陆路去杭州，因为乘坐轮船只需26个小时就能到达宁波，而“沉闷漫长的翻山越岭、车马劳顿，除了死顽固，可能没人再愿意了”。除了时间成本的考虑，陈黻宸等人读了一肚子四书五经，懂得了孔孟经典中的道理，却基本未离开过生活的那个乡土社会。这次出远门参加考试，他们第一次看到了巨大无比、浓烟滚滚的轮船，稍觉得洋人的“奇技淫巧”或许有一定的可取之处。

　　到了宁波，他们还可以发现更多与惯常生活不一样的新元素。而当轮船从吴淞入港、进入上海租界时，“新风”更是会全方位地笼罩他们。陈黻宸等人看到的是“香车骏马、电灯如昼，摩击喧阗，真称鬼国”，更发现了上海坊间“多有有用之书，胜吾乡远甚”。这些“有用之书”绝大部分来自江南制造局，采用新的印刷技术，内容包括史志、政治、交涉、兵志、兵学、船类、学务、工程、农学、矿学、工艺、商学、格致、算学、电学、化学、声学、光学、天学、地学、医学、图学、地理等，五花八门，种类繁多。读了这些书，他们不禁会想和书的作者、译者乃至出版者交一个朋友。

　　进入教堂和教会学校，他们又屡屡看到教士们展示的“神迹”。这些“神迹”实际上就是今日常见的入门级的物理实验、化学实验和生物实验，当时却为读书人打开了一扇通向新科技的大门。他们因为好奇而想去学习，因为渴望学习而跟上海洋场的读书人成了朋友。

　　可见，海轮开通后的温州读书人，在去杭州参加古老科举考试之前先接受了一遍上海新潮的“洗礼”。“洗礼”过后，他们看世界、看国家、看自己的出发点都在悄然改变。之后，他们中的一些人从上海出发，去北京参加会试乃至出国留学。由此，会与“变法”“维新”“改革”“革命”等关键词相联系，其朋友圈的革命将更加彻底。

　　技术变迁不仅是能把人带出去，同时也能把新知带到以往所不能及的地方。1872年，《申报》创刊。1887年，不少温州读书人已经开始定期阅读《申报》。这相较不少其他地方早了好多年，原因在于当地新的交通环境。依托于海轮带来的新书报，地方读书人发展出了新的朋友圈。这一朋友圈将地方上提倡新学的人牢固结合在一起，成了有力量来影响地方社会的新学群体。

　　那么，新学群体又是如何互动的呢？我们来看温州读书人张棡的日记，里面记载了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四月二十六日这一天的情况。那天对温州瑞安的新学群体来说是个“大日子”，因为盼望多时的招商局海轮到了温州，正和信局的人带着新书报乘这趟船从上海回来了。他给张棡捎来了《新民丛报》第三、五、六、七号、《政艺通报》第六号和四月份的《中外日报》。看到久盼的报纸，张棡“欣慰之至”。当天下午，他的新学同好余崧舫、项紉秋等闻讯来到张棡家看新书报，“均赞叹不已”。

　　这样以托购、聚看、借阅、交换新书报来交朋友的情形，在张棡日记中屡屡出现。同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张棡内兄林骏家的工人依常例给他送来正和信局寄来的 《新民丛报》《政艺通报》《中外日报》 和 《同文沪报》。收到书报，张棡马不停蹄地写了三封信：一封回复林骏；一封给正和信局并附买报款四元； 还有一封交庆元银楼老板石品南，因为这家银楼除了售卖首饰外，还是新书报的代办处和销售地。张棡等每次进城，银楼就是地方新学群体重要的聚会地点。张棡在寄信之余，还没忘记给林骏带一部中版《日本国志》，因为这位内兄已经拜托他寻觅此书很久了。

　　报纸、学校和学会塑造读书人“想象的共同体”

　　对清末民初读书人来说，交朋友的重要时间节点或许并不在1840年，也不在1911年，而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

　　甲午战争的失败相较前几次战争的失败，对中国读书人的刺激尤大，因为输给了大伙原本并不放在眼里的日本。读书人痛定思痛，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智未开”，遂有人开始全力以赴办报刊、建学校和开学会。在此背景下，这三种人交朋友的新空间急剧扩大。

　　根据思想史家张灏的研究，1895年前中国报刊大概在15家左右；1895年至1898年间，数目增加到60家；1913年是487家。“五四”时期数量更为激增，《中国年鉴》的估计是840家，《申报》认为有1134家，美国人伍德布里奇在《中国百科全书》给出的数字是2000家。

　　在学校数量上，从1895年到上世纪20年代，全国共设立87所大专院校。在这些大专院校中，有21所公私立大学，包括北大、清华、燕京、东南诸大学。在中小学的数量上，1910年除教会和私人设立者外，全国学堂已有42444所、学生1270428人。到1914年，学堂数增至108448所，学生增至3643206人。

　　从学会看，从1895到1898年，初步统计约有76个学会组织。此后虽因资料缺乏，难以确计，但从许多零碎的报道可以推想这种结社是相当普遍的。

　　这些新空间的增长，对于读书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个是塑造了“想象的共同体”。在明清时代，读书人的社会上升有一定的机制。首先，科举之路顺畅，斩获不低的功名；其次，要有拿得出手的文章和诗作；最后，要在各种诗酒饮乐、品鉴书画的场合表现出与群体相匹配的才华。这些机制不仅门槛高，而且传播力有限。

　　以文章和诗作为例，明清时代一个读书人编辑文集，刻上几百部已是了不得的事情，成本也相当高昂，以致读书人常常无力刻书。即使刻了也流传不广，轻易湮没。近代报刊出现之后，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因为近代报刊依托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印刷数量大，价格相对便宜，传播有力。因此，在清末民初，依托于报刊，结合学校和学会，出现了一批如梁启超、李大钊等年纪轻轻就已名满天下的明星读书人。地方上的读书人基本未曾见过他们的真容，却通过报刊上的文字被他们的思考所吸引、为他们的理论所折服，常常想着去请教一个问题、作一番讨论。同时，又真切地感到全国各地都有和自己一样的读书人在做同样的事、思考同样的问题。这种由报刊开启的想象性联结，成为那个时代读书人交朋友的新底色。

　　另一个是进入这些新空间的读书人，其日常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巨大改变。因为清末民初的报刊、学校和学会基本在大城市，特别集中在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因而那些从乡村、小城镇来的青年面对的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没有家族的规矩、父母的管束，故周作人离开绍兴来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就可以半夜就寝，睡到日上三竿，不去上课。每日不读课本，读的都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以及鲁迅从日本寄来和他自己在南京城中找来的“禁书”。

　　在这个新世界里，读书人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新人物，囫囵吞枣了形形色色的新思想，开始做起了以往读书人不曾梦见的激烈行动。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们中的一部分借助学校、报刊、学会提升了地位，获得了名声，几乎有一言而“搅动天下试听”的力量，却慢慢发觉自己正在脱离与中国社会的有机联系，成了漂浮在城市里一群自说自话、自成群类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