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法治国的关键是依法治官

杨家将

将群众运动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个案，再以用公益诉讼代替群体性矛盾，才是作为执政党应该具备的理念。

近日，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论规则》《论法治》《论民生》系列书系出版。

这三本分别讨论了中国当代社会发展中重要的三个议题，分别由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童世骏（《论规则》），上海文史研究馆馆长、法学家郝铁川（《论法治》），以及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邓伟志、社会学博士徐新（《论民生》）四位学者所著，定位为面向公众、带有普及意味的“大家小书”。

8月21日下午，在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海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举办的“规则、法治与民生”出版座谈会上，郝铁川从他对于法理的研究和其十余年的普法实践出发，对于推行法治的意义、难点以及依法治国的重点进行了分析。

法治的意义在于防错纠错

为什么要依法治国？在郝铁川看来，解决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中国与西方的政治体制的差异性。

“中国的政治体制和西方的政治体制不一样，因此法治生活的大环境不一样。我们这个体制的特点是能办大事、能办难事、能办急事。西方则是难办大事，但是也不怎么容易出事。”

中国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政治体制，郝铁川认为，这是近代以来，中国的现代化道路选择。“我们总是讲两个‘一声炮响’：鸦片战争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资本主义，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送来了社会主义，都是送来的。送来的就决定了我们的体制必须是政府自上而下推动的，既然是政府推的，就容易形成能办大事、能办难事、能办急事的体制特点。”

能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是中国政治体制的优势所在，在郝铁川看来，这也正是西方忌惮中国之所在。但是，他也提醒我们必须注意，这样的体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出事”。

“我们在享受能办大事、办难事、办急事的体制优势时，同时也要面临出大事的风险。而法治的意义就在于它可以防错纠错。”郝铁川认为，如果我们既能保持我们的优势，又依靠法治把我们的短板弥补上了，那么即便不能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是最好的制度，但也至少是最好的之一。

金字塔社会结构阻碍法治建设

在《论法治》一书中，郝铁川开篇第一章就揭示了当前中国推进依法治国的诸多难点。其中之一，他援引亚里士多德的说法，认为达到全面法治的前提必须是中产阶级在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但是我们现在恰巧不是中产阶级社会，而是金字塔形社会结构。这种结构，富的人极少，穷的人极多，极大影响我们现在的法治建设。”

郝铁川以当下法院的“执行难”为例，“在最高法院公布的数据里，有40%到50%的执行案件是没有财产可执行的。为什么出现这么多‘老赖’呢？说到底是因为我们的中产阶级没有在社会占到40%以上，而西方的发达社会能达到80%。”在郝铁川看来，社会没有中产阶级，就没有理性，没有诚信，就容易发生仇富或者欺贫这样的摇摆效应。

依法治官比依法治民更重要

从1995年中央提出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至今已有20年。20年的实践让郝铁川感觉到，中国依法治国重点中的重点就是中国共产党依法执政。

如何做到依法执政，郝铁川认为，首先是要转变理念，由运动思维转变到法治思维。“过去我们善于搞群众运动，但是现在我们作为执政党，就不适宜继续搞群众运动。董必武说，群众运动天然属性是仇视法律。过去土地改革，一说这个地主怎么坏，就直接拉出去毙了，没有上诉没有辩护。”

所以在郝铁川看来，将群众运动转化为一个个具体的个案，再以用公益诉讼代替群体性矛盾，才是作为执政党应该具备的理念。

但是现实中，我们仍然能看到以群众运动的思维代替法治思维的现象。“现在动不动就能看到联合执法，招商引资、土地征用、房屋拆迁，统统联合执法，这些都还带有运动的色彩。”郝铁川说。

另一方面作为执政党，郝铁川认为，要明确法治的对象主要是我们执政党本身。“习近平主席讲得特别好，依法治国最关键把权力装进制度的笼子里。实际就是把我们自己装进笼子里，因为我们手里有权力。邓小平同志也说，谁最有权力犯大错误，那就是共产党，因为有权力。”

“所以说依法治国不是去治别人，关键是治公权、治官。通俗点说就是，依法治官比依法治民更重要。这也是党要在观念上进行转变和适应的方面。”

普法中媒体责任重大，不能媒体审判

依法治国的另一个对象是普通公民。但是现在普法工作者常常以向普通百姓普及法律知识、法律条文为主。郝铁川觉得，这从根本上就是缘木求鱼，“我们法学学者都记不清那不多法律条文。普法的关键是普及法律思维。”

什么是法律思维？郝铁川总结认为，所谓法律思维，应该是基本法律当中的总则部分规定的法律基本原则，基于此才会有宪法思维、民法思维、刑法思维。

至于如何普法，郝铁川根据其普法实践和观察认为，正面普法的作用不大，宣传反面违法典型的效果会更好。他以自己的岳母为例，“我岳母今年95岁了，就是看了20多年的《今日说法》，现在就是半个专家了，经常打电话告诉她儿子这不能干，那违法的。《今日说法》不都是违法典型案例嘛。”

另外，郝铁川特别强调，在普法过程中，媒体的作用很大。“经常有时候，案件连起诉都没到，还没到检察院，只是在公安侦查阶段，报纸电视新闻铺天盖地就开始报道犯罪了。那你还要什么罪刑法定、无罪推定了啊！”

“有次新闻里说，吉林省高级检察院如何如何，我愣了一下，什么时候有高级检察院啊。所以说媒体这个方面，要特别注意法律意识，否则普法工作者再努力也会事倍功半。”文/郝铁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