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亿工业产值上报44亿，统计法形同废纸？

帝国良民

《统计法》实施多年来，处罚官员的最高级别是县级，且处罚止于行政处分、罚款，迄今都未见到追究刑责的先例，这显然跟其危害不匹配。衡山县39家企业5.8亿元的产值上报为44亿元，有些停产的、未投产的甚至连地址都找不到的企业，还在上报“产值”；长沙市某区被核查的9家联网直报企业普查数据，有5家存在虚报，虚报数是实际数的80多倍；一些部门分解任务，伪造资料，“指导”企业上报虚假数据……新华社日前曝光湖南在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中抽查发现的统计造假乱象，让人触目惊心。（新京报2月15日）

　　所谓“触目惊心”的注水统计，其实地球人早就都知道了，或者说早就不再“触目惊心”了，批判多年的“数字出官、官出数字”式的统计注水怪圈背后，是官员追逐GDP政绩的利益驱动，但来自媒体和民间的批判归批判、再严重的虚报产值，充其量也还是停留在轻描淡写的行政处分或半机械化的内部问责，似乎很少上升到刑罚高度来彰显《统计法“的严肃性。

　　众所周知，地方经济数据最终汇总到国家层面，绝不仅仅只是提供经济数据本身那么简单，而涉及到国家以数据作为判断经济形势以及制定国家宏观经济战略目标的决策依据，一但基础数据浮夸式过分虚假，必然千万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战略决策偏差，甚至带来巨大的损失和危害。而新华社曝光出的触目惊心的全国第三次经济普查中抽查发现的统计造假乱象，则再次印证了这种虚报GDP的政绩冲动不但没有消减，恰恰相反在一些地方政府官员的授意甚至指导下仍然变本加厉、愈演愈烈。衡山县39家企业5.8亿元的产值上报为44亿元，有些停产的、未投产的甚至连地址都找不到的企业，还在上报“产值”，这或许只是全国范围内的官场统计缩影，但动辄浮夸上百倍的虚假产值，真正的问题是那些涉嫌造假官员往往不会受到问责，甚至可能还会因此政绩彰显而飞黄腾达、升官晋级。

　　村骗乡、乡骗县，一直骗到国务院，这只是出自民间的调侃笑话，其实就象衡山县5.8亿元的产值上报为44亿元，不过一个被揭露出来的典型，而触目惊心的注水GDP背后，往往并非基层一层层往上骗，就象此次新华社调查的，一些部门分解任务，伪造资料，“指导”企业上报虚假数据……。“指导”造假，恐怕才是真实的内幕，虽然中央政府已经看到问题的存在，并采取了取消GDP项目考核让GDP与官员政绩脱钩，自2012年2月起，国家统计局废除一级级报送模式，启动了“企业一套表”联网直报，意在压减数据传递在中间环节被篡改的几率等等举措，但毕竟工业产值意味着一个地方的经济规模和总量，仍然彰显出地方发展的政绩指标，加之发布多年的〈统计法〉形同虚设，缺乏应有的严厉惩处，才造成了某些地方官员胆大包天。

　　其实说到底，作为企业本身，并不存在虚报GDP的利益驱动，恰恰相反如果没有政府部门的“指导和授意”背书，多报产值甚至可能对企业的不利的税收危害，作为企业宁愿少报也不会多报，造成39家企业5.8亿工业产值上报44亿的唯一原因就是来自当地政府的“指导”；年初制定不切实际的产值指标，然后“授意”企业按需报数，甚至代填代报，甚至有的地方经济部门对滥报注水产值的企业在年末时按“考核成绩”给予奖励，堂而皇之，恬不知耻。

　　统计法》明确规定：对国家机关在统计上弄虚作假的，将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但事实上基本上很少听说有官员因虚报工业产值而受到刑事处分，就算被揭露曝光，最多几乎都是轻描淡写的内部行政处分一下，新华社调查的结果表明，《统计法》实施多年来，处罚官员的最高级别是县级，且处罚止于行政处分、罚款，迄今未见到追究刑责的先例。而几乎每年国家层面公布的产值总量却远远低于地方各省产值汇总，让人疑惑不解的是为什么如此明显的统计领域造假总量，却没有按照腐败或渎职案件的线索进行调查和惩处？难道统计领域浮夸风某种程度上还允许存在？匪夷所思。

　　所以某种程度上如果不严肃的看待和解决地方政府在统计上故意的GDP注水犯罪，那所谓的世界第二经济体只会变得暗淡无光，统计法规定严重数据造假或构成滥用职权或玩忽职守中“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重大损失”就涉嫌犯罪，如果只是媒体揭露然后“触目惊心”一番，并不在刑罚上加在严厉惩处，那么所谓的统计法岂不是形同一张废纸？

湘东书生

这是关系到国家财产和人民利益的重大问题，不能姑息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