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唐诗中传播得最广的佳作,通常都明白如话,每个字都简简单单,都认识,偏生组合在一处兴味无穷,这种带点漫不经心的简单,是后世诗人学不来的。 诗人张继留下三十余首诗,绝大部分无人知晓,唯独这一首《枫桥夜泊》,成了千古名篇。 不妨以理工科思维来分析一下这首美妙含蓄的诗篇:寒山寺到姑苏城中,直线距离大约七八里(唐人有记载说是十里),乘船可以直达,张继为何睡在船上?他这是要去哪里? 首先要澄清一点,唐代可没有什么说走就走的旅行,出门一趟大不容易,北方主要靠车马,南方则依赖于行船,不管选择什么方式,动辄累月经年,需要相应的财力作为支持,老百姓没有出门的需求,也没那份闲钱,士人出行总得讲究个体面,要饭式的穷游绝不在考虑之列。 此外,唐代官员出差,可以凭券住宿于驿馆,如果是世家大族,各地都有亲友可以投奔,当时的苏州属于上州,繁华自不待言,张继过巨郡而不入,只身睡在船上,很能说明一些情况: 其一,他的旅资并不充足,能够雇得起船只,却没法奢侈消费。 其二,他当时还不是官身,没资格使用驿传,交游也不是很广。 种种迹象表明,当时张继还年轻,他途径苏州是要去哪里呢? 盛唐时期,一位年轻人首选的去处是长安,其次是洛阳,张继应该是南阳一带的人(他在诗中自称“郢客”,也有说他是襄阳人的),从南阳去长安可以走商山道,去洛阳更方便,若是领略东南的胜景,烟花三月下扬州才是最佳选择。 苏州正当江南运河中段,再往南是杭越,唐代长三角的水文情况和今天大不相同,波涛特别汹涌,没有要紧的事,犯不着受此舟楫风波之苦,何况大半夜睡在船上被秋霜冻醒,滋味总不太好受,说明张继不是纯去游玩的。 文字镵画出的痕迹,一定会有现实作为印证,如果从张继的诗歌中探寻他的旅途,可以发现,有三首作于会稽郡(越城),时间上恰在秋冬之际,说明他此行的目的地是绍兴。 有关张继的资料奇缺,《新唐书》里仅有二十五个字:“张继,字懿孙,襄州人。大历末,检校祠部员外郎,分掌财赋于洪州。” 此外还能确认的一条,是他于天宝十二年进士及第。 凭借这些稀缺资料,我们得像侦探画像一样,为张继勾画出一个大致的生平轮廓。 张继作于会稽郡的三首诗,有一首是写给于姓太守的,于太守名叫于幼卿,他在天宝十三载(公元754年)任会稽太守。 细读张继的诗作,大致可以这样判断:他于天宝十二载冬天进士及第,次年没有通过吏部的选拔考试,在长安、洛阳等地呆了一年。再往后,张继还曾游历过河东、东鲁等地,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冬天,安禄山起兵反唐,他躲避战乱,就此流落江左。 至德元载(公元756年),安禄山所部危及江汉,张继回不了家,他很有可能是在这时候经过苏州南下,抵达越州。当时于幼卿还在郡守任上,张继作诗投递,以期前往拜会,直到冬天他肯定还在会稽郡,因为还有一首诗提及在郡楼上欣赏雪景。 这年冬天到次年春二月,永王李璘从江陵“东巡”,谋取扬州,张继既然没有卷入永王“逆案”,可见他始终呆在杭越一带,否则很可能被永王薅走。至德二载(757年),崔寓代于幼卿为会稽郡太守,假如张继是这一年来到会稽郡,恐怕都无从拜会于太守了。 整个至德二载,局势都很危险,叛军一直在攻打睢阳,江淮随时可能陷入敌手,吴越一带的情况要稳定得多,张继既非官员,没有使命在身,滞留会稽郡是最好的选择。 张继的诗作,还有一首是写给“李书记校书”的,“书记校书”是一个人的官名,即以校书郎任掌书记,诗中提到“凤辇栖岐下,凤辇栖岐下”,很容易判断出这首诗作于至德二载(757年)秋天,当时肃宗驻跸凤翔,也就是所谓“凤辇栖岐下”,两京尚待收复,唐军与叛军还在拉锯战中,因此有“鲸波斗洛川”之语。 会稽太守通常是不会配备掌书记的,这位李书记,很可能是时任江东采访、防御使崔涣的幕僚,张继在诗中写道: 量空海陵粟,赐乏水衡钱。投阁嗤扬子,飞书代鲁连。 说明朝廷发生财政危机,缺钱缺粮,则李书记或许是到会稽来催收粮秣的。 反复斟酌,张继的《枫桥夜泊》最有可能作于至德元载,当时业已考取进士,却没有正式授官的张继为躲避战乱,经苏州南下,写下了这首名作。 为什么睡在船上?还不是因为穷,诗人,也是要恰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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