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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造型夸张的杀马特青年们如今早已在大众视野中淡去。 最近，话题#杀马特为何消失了#又勾起了大家对杀马特的怀念。 这次被大家关注是因为艺术家李一凡拍了一个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他从2016年开始，采访了78个杀马特青年，同时收集了900多段工厂流水线及工人生活录像。  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海报《杀马特，我爱你》，与其说是杀马特史，其实更多聚焦的是杀马特背后的90后工厂青年，试图重新检讨的是城乡关系里第二代农民工的生存代价和权利困境。 中国城市化进程仍在迅猛向前，无数年轻人依旧在涌向城市。杀马特逐渐消失，但近些年来二代农民工中出现了一些新形象，比如三和大神、00后提桶者。 那么，二代农民工他们的劳动方式、生活体验、生存状态以及精神世界到底如何？ 1 30多年前，中国掀起了波澜壮阔的城镇化、工业化历程。大量农民离开家乡来到城市务工。 由于收入以及政策等一系列原因，他们不得不像候鸟一样奔波在家乡与打工地之间。这种“流动劳动体制”造就了农民工。 
图片来源：CFP30年的城市化进程，第一代农民工早已进入了含饴弄孙的年纪。第二代农民工于世纪之交前后进入劳动力市场，其中很多是第一代打工者的后代，有些经过留守童年长大进城打工，有些跟随父母在城市长大。 据国家统计局网站发布的《2019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9年，农民工总量达到29077万人，同比增加241万人，增长率0.8%。其中第二代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50.6%。  截图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第二代农民工，虽是按照出生、进城年代划分，实际上更多是由其生活方式和“情感结构”界定的。 生活方式上，他们多数人积极谋求着融入城市，而非一代农民工的“亦工亦农”式流动；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而非父辈一样省吃俭用；更倾向于个人主义，对自由有更多追求，而非单纯攒钱回家盖房。 情感结构上，他们没有了对农村的乡愁。没有父辈所共有的乡村生活经历和习惯，已经对农村生活陌生；对城市认同度高，进而对城市生活充满向往。 只是，他们与乡村渐行渐远，但在城市又漂泊无依。 只能漂在城市边缘。 在城与乡的撕扯之中，二代农民工面临着身份认同的危机，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城里人不接受他们城里人的身份，而他们自己也不接受自己农村人的身份。 来自域外的杀马特文化恰好成为他们反抗身份危机的一种方式。 杀马特大多就是最初的二代农民工。他们当时大多16-20岁左右，从乡村走到工厂，不适应工厂的劳动，都有留守儿童经历，从小渴望被关注。杀马特造型为的就是宣泄疲劳，打破工厂的牢笼，彰显自我，获得存在感。 但这种反抗最终还是徒劳的。 2 杀马特终究只是一种亚文化现象，尽管二代农民工内心深处渴望融入城市，但杀马特并不能让他们弯道超车，获得城市的认同。而城市无情地往外扩展的时候，这些年轻人的想法也就在城市化的浪潮当中，成为其中的一点泡沫。 当生活给了这些杀马特们以压力，他们才发现，曾经的年少轻狂，在时代和生活面前，不值得一提。 以杀马特教父罗福兴为例。罗福兴当时没读完初一，借了一张身份证，进了工厂，在枯燥流水线之外穿梭于网吧，逐渐接触到了早期杀马特。  图片来源：CFP如今，杀马特已经“退休”，成为“稳重、平庸”的中年人。即使教父罗福兴，在短视频平台上也是以一种追忆青春的方式在追忆杀马特。 但杀马特的消失并不意味着二代农民工身份认同危机的解决，相反他们是用另外一种更加决绝的方式来反抗现实的生活。 可感知到的是，近年来二代农民工的“出圈”方式仿佛换成了一种佛系、低欲望、随波逐流的风格。 比如三和大神。他们在2017年后进入大众视野。三和大神是常年混迹在深圳龙华区三和人才市场的一群人：他们喝1元一瓶的水，吃5元一碗的面，住15块一晚的廉价旅馆，或者“睡大街”，他们靠着打100-150元一天缝纫日结工生存，“干一天玩三天”，其余时间在公园、网吧、彩票店等地蹉跎度过。 大神们，只要手上还有钱，就一定不会去打工；身无分文了，就去做一份日结工；钱到位了，就又开始上网、玩手机、游荡的自在生活。 而如今进入劳动力市场的00后们，他们有着另外的标签——提桶者。人生就装在一个桶里，为了便于迁徙，桶里有维持生活最低限度的衣物和生活用品，工资到手，或是一旦觉得太累太苦，可能就会提桶跑路。 他们不愿被束缚，“哪儿工资高就去哪儿”“旺季来富士康，淡季到珠三角的外贸服装厂，两边都不理想时，就去北上广送外卖和快递”。  图片来源：CFP所以，不少工厂提出“高返费”招工人——做满3个月或者半年，就可以拿到过万的“返费”。即便如此，招工旺季还是招不到工人。 总结来看，无论是杀马特用夸张的造型来抵抗，还是三和大神、00后提桶者用佛系、随波逐流的态度来彰显，二代农民工都带着一种“集体疏离感”，有媒体认为这是中国移民大潮的副产品。 这种集体疏离感的外在表现是，他们始终处于一种漂泊状态。有学者把这个群体称为“在游族”。 3 “在游族”的“在游状态”，不仅是一种生活状态，也是一种心理状态。 二代农民工中的很多，由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带大，从小缺乏最起码的家庭温暖。有过留守经历的人，情感世界始终有一个无法缝补的破口，影响深远而彻底。 他们打工在城市边缘的工业区。也生活在工业区，或者城市边缘的城中村。工余生活的绝大部分是玩手机。大部分人都是月光族，有的甚至到了月末连吃饭的钱都没有。 自我感觉没有前途，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而杀马特、三和大神、00后提桶者，以及早些年更极端的富士康工人连环跳楼自杀，是在用或异类、或放弃、或决绝的方式，表达一种反抗。 而大部分人也没有能力和勇气反抗。 事实上，毕业能够进入富士康对于二代农民工来说已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了。 职校、职高里的学生都知道，毕业后的命运就是上流水线。到了流水线后，不适应严重异化的工厂劳动，他们又从工作现场逃离，寻找更自由舒适的工作。不断地离职、重新选择，看似是在不断寻找新机会，实际上大多数时候的选择又是重复选择。 反过来，频繁的离职、跳槽，自身过强的流动性和工厂岗位设置的弹性化，使得二代农民工基本被排斥在正式的组织体系之外。 频繁离职加剧工作的在游状态。对他们来说，农村是回不去的，城市也难以留下来。 城市政府一方面需要农民工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却不愿意承担农民工的社会保障。 所以，游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的二代农民工不是被留下来，而是被边缘和被排斥。 阻挡二代农民工融入他们生长和工作的城市的最核心问题是，户籍制度。可很显然，近几年各城市一轮又一轮人才落户政策的出台，也把他们排除在外。 这种排除在外，最终会以二代农民工触犯法律红线的方式，出现在社会新闻里，出现在大众视野中。 相关调研显示：留守儿童背景对犯人的暴力倾向、情绪不稳定性和感受不公平等方面有着重要影响；留守儿童成年后，出现犯罪的几率会更高；山东省（2010年抽样调查显示）留守儿童犯罪率高达近13%，高出普通儿童11个百分点。  图片来源：CFP纪录片《杀马特，我爱你》里有一个细节：退休的杀马特，希望自己的孩子不要重复自己的命运，成为留守儿童，像自己一样只对爷爷奶奶有感情，对父母完全是有恨的那种。 这大概就是再谈杀马特意义所在。在这个依旧加速城市化的时代，杀马特们下一代的命运如何才能得到改善？会得到多大程度的改善？ 这取决于国家能否在飞速发展的高歌猛进中关照为此做出贡献和牺牲的底层劳动者，取决于政策能否去除阻挡他们融入、扎根奋斗、生活于此的城市的种种限制。 文 | 陈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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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0-11-10 10:18: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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