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棉花遭抵制背后：全球化黄金时代要结束了？

微言网编辑部

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主要经济体在贸易和全球化上的分歧，全球供应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全球化收缩已经是一个基本的事实

全球化收缩已经是一个基本的事实。全球化、全球贸易投资、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供应链的黄金时代或已结束。现在我们先来看看全球供应链的情况。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员张燕生在中国高层发展论坛2021年会上表示。

在北京钓鱼台举办的此次中国高层发展论坛上，中美政企学届重要人士的交锋与对话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本届论坛主题为“迈上现代化新征程的中国”。

在高层论坛上，谈到全球供应链的变化、与国家安全相挂钩的技术与经贸问题、对中美下一步协议的猜测与建议，以及两国未来的竞合空间。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总裁诺弗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胡弗鲍尔、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杰森•福尔曼、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等专家将提供他们对未来的预判。

全球供应链会变成什么样？

与会专家在此次高层论坛上谈到中国梦与美国梦的异同，中美经济增长的不平衡，双方民众收入差距的扩大，以及随之导致的不平等。英国《金融时报》首席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提醒，中美关系可能会与冷战相似，但不会完全重演。

2020年发生的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了主要经济体在贸易和全球化上的分歧，全球供应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总裁兼首席执行官诺弗尔代表美国98%的半导体企业前来参会。

诺弗尔说，半导体应用于人工智能、5G到自动驾驶、量子计算等方方面面，是排在石油之后、全球贸易额第二高的行业，也是高度依赖全球供应链的行业——美国主要做研发、东南亚进行晶元制造，中国开展测试，过去几十年都是如此。“如果没有这种深度的供应链和效率，我们不可能在生产出一个有着540亿个晶体管的小芯片。”

贺利氏集团是一家拥有300多年历史的德国家族企业，覆盖医疗、可再生能源、半导体、贵金属等领域。

其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凌瑞德说，该公司在中国获得的90%价值都来自中国本地生产，消费者需求、数字化是他们布局供应链的主要考量因素，但安全和有效也越来越重要。疫情导致供应链中断，美国食品零售行业由于没有足够的库存，已经损失了200亿美元。

赢创工业集团董事长库乐满说，供应链需要韧性、稳定性，特别是面对危机的时候。现在不应该将供应链缩短，反而应该让供应链更加有保障。必须有更多供应商，尤其是对于关键产品。原材料进口不能依赖单一国家。

“我们德国的化学工业就是这样，在亚洲、北美进行大量生产，直接在目标市场生产，供应链和保护主义的问题就会减少。”库乐满不同意全球化终结的论调。相反，他认为企业应当实现更多的国际化，将战略、销售和生产、运营进行相应调和，在危机时期增强力量。

从集中到分散。从效率到安全。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建华总结，全球供应链将出现向分散化转移趋势，加快多元化、本地化和区域化的进程。他提醒，海运集装箱“一箱难求”的问题至今没有解决，这也反映出国际物流链中断的风险。

“需求都到这儿来，堵在港口那里，另一处的港口是空的，这时候适当分散一点（供应链），效率可能会有改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樊纲说，全球供应链可能会适当分散化，从而出现一定区域化。但这本应是企业出于效率作出的调整，如果以国家安全的名义对一些企业采取一些遏制措施，就容易使企业届搞不清楚方向。

诺弗尔说，国家安全对所有国家都非常重要。但大多数芯片实际上和国家安全没有关系，比如手机、智能家庭设备等，政府应当和业界共同合作探讨，谨慎地制定相关政策，避免对全球半导体行业造成不利影响。

“国家安全”谁说了算？

如何定义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

安达保险集团董事长、首席执行官埃文·格林伯格说，这是一个有趣且困难的问题，它取决于另一方的意图、价值和行为，同时也取决于围绕规则的方法的共性、参与度以及最终实现、遵守并且增加安全性的意愿。

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加利·胡弗鲍尔说，“国家安全”方面的障碍已经变得有点荒谬。

“军民两用这个概念，现在有点太极端，所以也有一些很荒谬的例子，比如特朗普政府禁止来自中国的铁路设施，轻轨或者是高铁，或者是禁止抖音在美国的业务，这些都是非常荒谬的。现在拜登政府也跟我们说，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要谨慎或者禁止使用中国制造的商品，这个更加荒谬。”

当然，反之亦是。

诺弗尔说，在互联的世界中，没有一家公司或者国家能够完全实现自主化供应链。在半导体行业中，政府不应该去追求完全的供应链本土化。政策应该加强整个供应链的韧性和扩大市场准入，并且扩大贸易。同时去平衡涉及国家安全的需求。

“关于国家安全，政府应该建立一个清晰的、目标性很强的框架。尽量减少对科技的限制，只考虑狭义上的国家安全问题。不要将国家安全用作保护主义的一个借口。我们这个行业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行业，我们所做的产品也帮助很多国家和世界度过了很多困难时期。半导体行业确实也肩负重任，机器人、农业、能源、交通、医疗等等都通过这个行业获得了繁荣，并且改善了人们的生活。AI、量子计算、先进的无线网络等很多新兴的技术，只有通过更多半导体创新，才能实现进一步发展。”

如果真的发生脱钩，樊纲说，中国企业就不得不转向本土，实现科技自主、自力更生，什么都自己做。但这就不是全球化了，这也不是做生意的方式，这也不是推动技术发展的方式。世界要变得更好的话，就要合作、要有贸易、一定要有人例如在技术方面领先，不是所有的事情都一个人、一个国家来做。

樊纲说，我们不能闭门造车。所谓的“进口替代”，什么东西都自己来创造，这是不行的。国家安全和行业安全，以及经济效益的平衡很重要。全球化有什么问题，我们要解决它。但是我们不能逆转、开倒车，进行所谓的“自力更生”。

美中贸易全国理事会最近的一项调查显示，83%的美国公司将中国视为全球战略市场的前5名。中国公司同样希望在美国开拓更大市场。如若发生脱钩，首当其冲的也将是这些跨国企业。

罗兰贝格全球管理委员会联席总裁戴璞说，“至少从企业的角度来讲，最大的风险是我们必须要选边站队，如果一个企业被迫选择只与一方交易的话，就会出问题。你到底怎么办？你是否要站队？是否把公司一分为二？这些讨论并不是公开的，但其实很多公司私底下都在讨论，或者在过去18个月里都在讨论。”

“如果我们必须要在中美之间选择，这对于韩国企业、欧洲企业都是个很大的两难。当然，对澳大利亚公司也是这样，可能对所有人都是一个两难选择。如果能够取消这个障碍，我们就能够进行更多富有成果的对话。”戴璞说，很多紧张因素在降级，但中美之间的关税限制等仍然会存在，不会在一夜之间消失。

在加利·胡弗鲍尔看来，必须重新给予中美两国的经济学家更大的发言权，去决定什么是真正的“国家安全”，不能够将这种定义的权利交到冷战分子手中。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贾庆国介绍，看待两国未来的经贸关系的观点，多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目前大致可以分为三派：

其一，支持中美经贸脱钩的人士认为在物联网时代技术的触角已经侵入到人们的工作和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办公室与卧室中。5G的发展又使得信息的流动变得几乎无法控制，两者叠加就带来了越来越严重的安全隐患。在这种情况下，各国必须要有最起码的信任才能保持互联互通。既然中国和美国缺乏这样的信任，他们就只能将经济脱钩。

其二，支持选择性脱钩这一派的人士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各国，特别是中美两国，已经在贸易和投资方面形成了强大的利益关系。某些经贸活动的确会带来不可接受的安全风险，但大部分不会。在这种情况下，完全脱钩的成本太高，也没有必要。因此，明智的政策是将那些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经济活动脱钩，同时保持在其他经济活动中的联系。

其三，根据确保自身安全相互依存的观点，脱钩和选择性脱钩都无法一劳永逸地解决国家安全问题，反而还会增加更多难以承担的成本。因此，最好的办法就是解决安全风险问题本身，包括共同识别这些安全风险，制定行为规范，并通过谈判和协商，商定监督机制和对违规行为的惩罚措施。此外，各国应尽量将重点放在自己具有比较优势的部门或行业，使自身成为其他国家不可或缺的贸易伙伴，以防受到国际经济讹诈。

贾庆国认为，第三种观点比较合理。一方面可以解决安全风险，同时也能保留经贸关系带来的利益。“我们不能因为倒洗脚水、把孩子一块儿也丢出去。”

所以让我们回到最初：安全的原则是什么？

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紫光讲席教授鞠建东说，安全是为了和平，不是为了冲突。如果发生冲突，没有一个国家能在所有技术方面占据主导地位，因此中美应当看一下哪些技术与安全相关、哪些无关，这需要相关的专业知识。中国认为不能在科技方面过度依赖美国，美国也认为不能够在工业方面过度依赖中国。门槛在哪里？需要再次进行研究。

抽象的“国家安全”或可具象化、转换为一种技术上的问题或是经济问题。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所长亚当·伯森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种流程机制，在此之下，双方不进行过多干预，而是在合理范围内进行科技的互联互通。

中美下一步是否会签署新的经贸协定？

技术出口禁令、留学生签证、亚裔歧视、甚至是新疆棉花，矛盾重重之下，中美高级外交官刚刚在安克雷奇举行的“2+2”会谈，是否会成为新时代的“板门店”谈判？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认为，中美两国媒体过多关注于两国外交官在开幕式上的表态，而对会议达成重要的成果没有给予足够关注。双方都同意考虑重新恢复人文交流、考虑签证等方面的问题，愿意在20国集团和APEC的平台上继续开展合作。这在当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哈佛大学教授、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前主席杰森·福尔曼认为，中美关系会朝着更健康的方向发展。中美经济脱钩的可行性很低。美国实际希望中国市场更加公平开放，更多美国企业能在中国投资兴业。美国采取出口限制，中国更加关注内需，这是一个再平衡过程。

去年1月，中美签署了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成为中美关系的重要稳定剂。埃文·格林伯格说，第一阶段协议通过开放金融服务业的投资市场、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增强了美方对中国投资的信心。问题是，拜登就职总统后，中美关系下一步应该怎么走？

姚洋说，中美首先应当进行谈判，去除目前已有的新增关税。美国对技术产品出口所施加的限制违反世贸组织规则，对美国企业也不利，高技术产品的正常贸易应该得以恢复。中美两国若能先达成某种程度上的一致，这些新规则或能成为世贸组织改革的基础。

对于关税问题，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克雷格·艾伦称，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平均关税是20%，随着贸易下降、投资受到打击，双方粘性会降低。真正的风险是，临时性增加的关税成为永久性关税，将永久扭曲双边经济关系。

美方也关注公平竞争问题。克雷格·艾伦说，77%的中国企业收到政府补贴，或者有政府赋予的优势地位。一定程度上，中国内部市场缺乏充分的外国竞争，将造成中国经济变形和效率低下。而外国公司在中国也需要更加自由、开放、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克雷格·艾伦希望，中美能够继续执行第一阶段协议，并且参考CPTPP的框架结构和价值，拟定可能的第二阶段协定。他建议中国各部委、省市级政府参考或者利用CPTPP的规范和标准，尤其在劳工权利、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知识产权、补贴、工业标准、数字贸易等方面。一个简单的度量方法是，是否将进口的产品与服务同国产的进行了平等对待。

耶鲁大学法学院蔡中曾中国中心高级研究员董云裳强调，《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表明，哪怕面临压力，双方还是能够进行对话并取得进展。通过做下来谈论具体的问题，大家得以更好地理解彼此，这也是一个互相教育、学习的过程。但磋商的确需要很多时间。特别是，即便是贸易方面的专业人士，也不一定了解最新技术问题。

董云裳说，拜登政府现在还不想进行贸易谈判，眼下多边机制将对两国发挥重要作用。

加利·胡弗鲍尔建议，中美可以在世贸组织框架下达成多边协定，纳入日本和其他主要成员。例如双方可就电子商务规则达成一致，全球也能跟进。此外，《中欧全面投资协定》规定，中国与欧盟给各自国有企业的补贴和有关服务必须进行披露。如果中美能就此达成一致，将大大化解地缘政治紧张中的经济因素。

“这可能不是灵丹妙药，但不妨将其作为合作的开始。”加利·胡弗鲍尔说。

如何跨越修昔底德陷阱、重返合作之路？

“我们的共同利益在哪里？哪些问题上存在着分歧？哪些方面的政策可能影响对方？我们自己并不是在所有的问题都是正确的。要做到这些并不容易，特别是一方把另外一方看成是主要的威胁，我们存在着历史和文化的差异，这是不容易克服的。”

埃文·格林伯格说，一个基本原则是，我们不仅要考虑想建立什么样的关系，还要考虑能建立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首先应该从建立信任的简单议程开始，解决彼此之间可以解决的问题，建立避免冲突的机制，推迟那些现在无法解决的重大差异。

在他看来，中美关系远不止于贸易和投资，两国还有许多共同关心的问题，比如卫生健康、气候变化、经济复苏、恐怖主义和核扩散。没有中美之间的领导与合作，全球解决方案将变得遥不可及。基本上，两国希望的是同一件事，也即和平与繁荣。

美国凯雷投资集团联合创始人大卫·鲁宾斯坦提醒，世界仍然仰仗中美两国展现领导力，双方可以帮助处于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贫困国家获得粮食和互联网。亚当·伯森认为，接下来的中美贸易协议，应当包含知识产权保护、不使用童工等内容，并通过对话和沟通来解决。

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科恩认为，中美不能互相指责，政治取决于能否设定友好的基调。“我永远不会把特朗普执政时期看成一个黄金时期，主要是由于他和中国的关系定调。他确实贬低了中国的历史、中国的民众和中国的现实，也诬蔑了和病毒有关的一些情况，导致在美国很多亚裔被针对、被攻击。所以我非常高兴拜登当选美国总统。”

威廉·科恩认识拜登，“我们是同年当选的，他去了参议院，我去了众议院，但是我们都有同样的竞选班子的经历。我们在1972年就见过，之后就一直是朋友，相信他对中美关系是有益的。尽管阿拉斯加的气氛可能并不是特别好，但是我相信还是能够以外交等专业手段、非常文明的方式来管控我们的关系。”

董云裳说，中美关系正处在关键时候，我们必须给对方更多善意。同时，我们也不能指望在经历过4年非常动荡、紧张的关系后，中美关系能够立马转好。“安克雷奇的开幕式证明，我们需要改进沟通方式。不要在这样的场合公开指责对方。我们要有更多经常性的、低调的交流方式，而不是严格限制对方的发言时间，或者不让对方发言。”

论坛中，在一场探讨世界地缘政治的对话中，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张宇燕还向彼得·曼德尔森分享了上个月读的一本书。这是由牛津大学哲学家托比-奥尔德写就的《悬崖》。书中揭示了人类未来惨淡的生存机会——由于面临气候变化、工程病原体以及失控的人工智能等严峻挑战。

“奥尔德在一系列复杂估算的基础上得出了具有警示力的结论：今天我们人类已经拥有了强大的自我摧毁能力，但同时却缺乏控制这种力量的智慧。接下来一百年，人类自毁的可能性是六分之一。六分之一可是一个非常高的比例。在读到这个数值的时候，我着实吃惊不小。”

彼得·曼德尔森认为，人类的确在不断改善自己的生存环境，但同时也释放出许多其他力量，我们是否能管理好这些力量呢？显而易见，要探讨这样繁复的话题，30分钟的对话时间远远不够。于是，张宇燕向视频那一端的曼德尔森发出邀请，希望等他下次来中国做客，再将这场对话继续下去。

“中国一定要开放你们的大门，我一定会来的。”曼德尔森说。

“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一定会越开越大的。”张宇燕告别道。

《财经》记者 邹碧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