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鼓励生”与“罚超生”，吊诡吗？

来碗泪流满面

背景：“全面两孩”政策正式落地以来，全国已经有29个省份陆续修订了本地区的计生条例。对于“超生罚款”，已经有包括河北、内蒙古、黑龙江等在内的21个省份，在新修订的人口与计生条例中明确了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

新京报发表胡印斌的观点：在“全面二孩”与国家人口政策渐趋宽松的背景下，新的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之凌厉，超出很多人的预期。应该注意到，地方立法理应体现最大的政策善意，而不应该成为实现某种利益的工具。此前，国家卫计委报送国务院审查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的《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条例（送审稿）》明确提出，社会抚养费“设年实际收入最高三倍上限”，现在条例还未正式出台，各地却自行先定标准，且有高于条例规定的收费标准的趋势，政策抢跑背后，或仍旧与社会抚养费的分配相关。各地应顺应改革潮流，重新考量社会抚养费征收政策。首先应该清理过往政策造成的遗留问题，比如社会抚养费的“糊涂账”是不是该交交实底儿？这笔钱究竟收了多少，具体是怎么花的？是否合理？另外就是，给计划外生育人群减压，而不是揪着以“收费”为导向的行政惯性不放。

小蒋随想：一面放开二孩希望育龄夫妇“多生一个”，另一面又要避免生三孩乃至“无限生”，既表明我国人口政策调整“虽放宽却仍有计划”，又折射出育龄人群的两种心态——有人是允许生也不愿生，还有人是想方设法要多生。两种截然不同的生育心态，给计生管理带来难度。像近日宜昌发红头文件“督促”生二孩，就在人群中引发“被生育”的质疑。而各地针对违规生三孩乃至超生更多孩子的罚款，以及“社会抚养费到底抚养了谁”之问，又令人困惑于“鼓励生”与“罚超生”的吊诡，可能使管理者陷入“执罚经济”的质疑漩涡。对管理者而言，必需尊重人们的生育意愿，将合法生育权交给人们自主选择；同时，对于计划生育之外的生育，社会抚养费的征收应有全国性的标准，资金使用更应做到阳光透明，赢得社会公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