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洛西其人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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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这个霸权国家内部逐步崛起并掌权上位的，却是佩洛西这种结党营私、操弄权术、睚眦必报、权钱交易、利欲熏心，且固守“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偏见的狭隘政客。这种“外霸内衰”的现状注定了美国这个霸权国家的命运。

能够产生佩洛西之流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态必然是腐败的，而佩洛西之流主导的政府与政策则必然是失败的。

2022年8月2日，美国国会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不顾中方强烈反对和严正交涉，悍然窜访中国台湾地区。对此，中方坚决反对、严厉谴责，并将迎头痛击。

作为当今美国联邦政治系统中的“第三号人物”，佩洛西冒天下之大不韪，只能说明其破坏中美两国关系大局的恶意之强烈，对华立场的负面执念之极端，对两国国家和人民共同利益的无视之严重。毫无疑问，佩洛西的窜台行径，必然连同她在美国政坛上玩弄权术、大搞党争恶斗和权钱交易、攫取私利、为一己之私而顽固反华的种种劣迹一起，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政客世家

1940年3月，佩洛西出生于美国东海岸马里兰州一个民主党政客家庭，其父亲和兄长都曾代表民主党参与选战，父亲曾长期担任国会众议员，父子两人还先后出任过巴尔的摩市市长。按照佩洛西自己的回忆，她几岁时就随父亲到过国会大厦，很早就开始接触美国两党政治的尔虞我诈。1952年，12岁的佩洛西被带到芝加哥，参加了当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目睹了产生本党总统候选人的全过程，这让她对政治格外痴迷。在佩洛西幼年时，一个民意调查员曾给她一个大象玩具当作礼物，但佩洛西却因大象代表共和党而断然拒绝。由此可见，佩洛西所有重要观念的构建几乎都是泾渭分明、势如水火的党争性的，毫无妥协与和解可言。此外，为了让佩洛西练习书写，家里很早让她负责记录家族在政坛上的各种活动，比如记录哪些人有求于他们，以便将来索取回报。如此锱铢必较的早期经历，塑造了佩洛西倾向于权力交易、利益交换的处事之道。按照她自己的话说，“必须清楚如何计算投票，要计算清楚哪些人会支持你，而且必须想办法迫使这些人出来投票”。

从小耳闻目染党争的尔虞我诈，佩洛西在步入政坛后便惯于玩弄权术，利用政党争斗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1994年11月，持极端倾向的纽特·金里奇带领共和党推动所谓“与美国缔约”的保守议程，结束了民主党在国会众议院长达40年的多数优势，此次政治变动也被认为彻底撕开了华盛顿驴象极化对决的大幕。面对金里奇的咄咄逼人，当时身为国会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成员的佩洛西想尽一切办法挖掘对手的“黑料”，对金里奇展开各种“调查”，展开党争攻击。很快，国会众议院时任民主党领袖迪克·格普哈特和戴维·伯尼尔等人就注意到了本党内的这位“女版金里奇”，并给予其高度重视和极大支持。2001年，在伯尼尔的全力提携下，佩洛西很快就晋升为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二号人物”。次年，由于民主党未能如愿夺回众议院多数，党团“一号人物”格普哈特引咎辞职，佩洛西顺势接任。就这样，在短短不到两年内，佩洛西就完成了从普通议员到党团领袖的快速蹿升，而其背后的逻辑却是美国两党在党争极化刺激下相继表现出的价值扭曲与生态异化。

党争推手

众所周知，美国政治衰败的深层次根源与最关键表征是党争极化，这导致当今美国重大内外政策无法及时快速有效地规划与落实。事实上，美国当今的党争极化正是在20世纪90年代抬头的，其最初表现恰好是国会两党争斗以及府会冲突。令人玩味的是，美国政坛的极化加剧恰恰与佩洛西逐步爬上高位在时间段上高度重合。换言之，佩洛西正是美国党争极化、恶斗持续升级的直接推手和产物。

在2007年成为美国首位女性国会众议院议长、掌握美国立法机构最高权力之后，佩洛西可谓大权独揽，她驱动国会内本党与共和党乃至直接与总统展开高烈度争斗。反对反恐战争、强推奥巴马医改，都是佩洛西自我标榜的所谓政绩。在面对共和党总统小布什时，佩洛西就曾极度情绪化地公开指责其为“无能的领导者”“不合格的总统”“说谎者”“没有穿衣服的皇帝”，毫无政治分寸可言。

2019年1月，佩洛西二度出任议长之际，她面对的党争对手是反建制派总统特朗普。这两个睚眦必报的极端立场者之间上演了一场毫无底线的恶斗，将华府搞得更加乌烟瘴气。事实上，在2018年中期选举民主党胜选之后，还未接过权杖的佩洛西就与特朗普爆发了歇斯底里般的冲突。双方在新财年联邦财政支出问题上僵持不下，直接酿成了2018年12月22日到2019年1月25日长达35天的联邦政府部分机构停摆。创造历史纪录的政府“关门”直接导致了联邦50亿美元的损失，而对美国经济所造成的折损被认为超过了110亿美元。这些美国普通纳税人真金白银的巨大损耗，却丝毫无法叫停佩洛西的“任性”。

2020年2月4日晚间，特朗普发表完《国情咨文》之后，在共和党人的掌声与喝彩之中，坐在其身后的佩洛西站起来将《国情咨文》的文稿一张张撕碎。佩洛西只为表达她对特朗普极其个人化的厌恶，就上演了如此刻意的戏剧性桥段，无疑将美国两党政治的崩坏全然暴露在世人面前。

更为严重的是，就在“手撕”《国情咨文》后不久，佩洛西主导的国会众议院正式以“滥用职权”与“妨碍国会”为由，开启了对特朗普的首次弹劾，但共和党占据多数的国会参议院并未同意对总统定罪，佩洛西只得作罢。2021年1月13日，也就是在特朗普即将卸任的前一周，佩洛西主导的国会众议院再次通过对特朗普的弹劾。她明知，国会参议院不可能在特朗普卸任之前对该起诉进行审议，此举完全是以极化党争，甚至就是以宣泄私人恩怨为目标，她就是要尽可能最大化地削弱特朗普未来的政治影响力。佩洛西的这种举动完全是将国会所具有的宪法权力“党争工具化”，甚至是“个人工具化”。在此之后，弹劾再也不是针对某总统不当行为的惩戒或彻底纠正，而成为任何一党（只要控制国会众议院就可以）对另一党总统任意发起的“政治追杀”。

同理，今年6月初到7月底，佩洛西主导的国会众议院连续安排了九场关于“国会山骚乱事件”调查听证会的政治“大秀”。其中八场公开听证会所揭露的大量内幕令人大跌眼镜，再次验证了美国政治的羸弱与衰败。然而，对于佩洛西而言，目的当然不是充分反思，而是继续将国会调查权“党争工具化”，以便尽可能降低特朗普“回归”的可能性，打压得到特朗普背书、要参与2022年中期选举的共和党人。

必须看到，近年来，佩洛西一手策划下的国会权力“党争工具化”甚至“个人工具化”滥用，最终将引发国会权力对总统制衡与牵制的彻底缺位，饮鸩止渴式地加剧着美国政治的失序与混乱。但对于佩洛西而言，她想要的只是在极化对峙下无所不用其极地党同伐异，实现本党的政党私利，以最终维护自身的权势及其背后的利益。

筹款机器

金钱是美国政治的母乳。在选举和利益集团等因素的催化下，金钱政治已成为美国政府与政治运行的最内核逻辑，加剧着美国国家治理的失能，固化着特殊利益的隐形主导地位。从佩洛西的政治发迹史观察，金钱政治毫无疑问就是这位满口“价值观”的政客的真正“信仰”，不但是其钻营爬升的关键工具，更是其混迹政坛的终极追求。

佩洛西曾回忆道，她从父母那里学到了“经济公平”，并特意强调“经济公平”是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最大区别。令人深感讽刺的是，当佩洛西跟随也是大学校友的丈夫保罗·佩洛西从东海岸迁居加州旧金山后，她极其自然地将所谓“经济公平”完全抛之脑后。丈夫成了左右逢源的金融投资商，她本人也很快当上了非常成功的地产投资商。总之，佩洛西一家快速聚集了巨额财富，在加州等地还配置了多处房产。

当然，对佩洛西而言，爆炸式积累的财富很快就变成了她在政坛上的敲门砖和通行证。她开始利用夫妇俩的商业关系尽可能攀附加州各界权贵，利用关系网为加州民主党人募集到了数量惊人的政治献金，并凭借金钱政治很快在加州走上了从政之路。1977年，小有名气的佩洛西出任北加州地区民主党组织主席，随后她继续游走在政商两界，帮助更多民主党人进入了加州州议会。

商业与政治的“成功结盟”逐渐唤醒了佩洛西心中隐藏着的更大野心。1984年，在佩洛西的全力筹款推动下，旧金山市获得了当年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举办权。虽然当年获得民主党大选提名的蒙代尔最终白宫梦断，但佩洛西却在民主党内赢得了“筹款机器”的口碑。次年，佩洛西就迫不及待地直接角逐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的职位，但最终败北。不过，不到两年之后的1987年，佩洛西终于抓住了进军华盛顿的最佳时机，来到了国会众议院的议事厅。

跻身华盛顿政坛之后，除了伺机等待具有爆炸性的议题抓手之外，佩洛西继续向她的民主党同僚们施展难以抵挡的金钱政治诱惑。20世纪80年代末的加州正转变为民主党在选举意义上的票仓和在金钱政治意义上的“粮仓”，而佩洛西则是最懂得该如何收割的民主党人。

于是，来自加州的一笔笔政治捐款源源不断地通过这个名为佩洛西的中间枢纽输送到华盛顿，输送到各地因竞选而需要烧钱的民主党人手中。需要烧钱竞选的同僚都需要佩洛西，而这种被需要让佩洛西在党团内部被追随。据不完全统计，从2002年即佩洛西蹿升为国会众议院民主党党团“一号人物”到现今近20年中，佩洛西为民主党组织、为民主党同僚至少筹集到了16亿美元，而这仅仅是所谓合法的公开数字。就在今年4月19日晚，佩洛西在旧金山以个人名义举办了一次筹款活动，共筹集到440万美元，再次刷新了民主党历史上单次活动筹款金额的最新纪录。面对2022年民主党极其不佳的中期选举选情，佩洛西竭力筹款找钱：在今年第一季度就筹到约4570万美元。

颇为嘲讽的是，作为民主党党内当之无愧的最强“募款机器”，佩洛西的党内领导地位还是面临反对声音：更多年青一代的民主党人并不希望佩洛西继续领导。为此，佩洛西曾承诺不会在2023年之后继续留在党团领导层。但必须看到的是，在民主党内无人能敌佩洛西的筹款能力的现实情况下，金钱政治的大气氛使得佩洛西的无形影响仍会笼罩民主党。

权钱交易

如果说佩洛西给政党组织或本党同僚募款找钱是为了维持并强化自身权势与影响力的话，这些权势和影响力对她而言当然也必须能直接“变现”获利。

一方面，按照金钱政治的一般玩法，组织化的特殊利益群体或集团捐钱给佩洛西必有所图，他们看中的便是佩洛西作为议长和党团领袖可以推进政策议程的特权。参照美国“公开秘密”网站公布的数据，2021年到2022年给佩洛西捐款最多的产业或群体依序包括退休群体、律师咨询、教育、医疗、地产、娱乐等。这些行业或群体的利益诉求，很容易在佩洛西主导的国会众议院所处理的内外政策议程中找到专门回应。甚至，按照美国媒体的报道，2020年以来美国国会通过的多项针对小企业的纾困救助支出项目事实上早已被瓜分，其中不少获得巨大利益的企业都与佩洛西夫妇存在某种关联。由此可见，在金钱政治的世界中，国会众议院民主党“一号人物”佩洛西俨然就是民主党权钱交易的“一号掮客”。

另一方面，佩洛西夫妇“政商联姻”至少35年，必然制造着巨额的私人化利益。虽然佩洛西自己填报的个人资产只包括少量房产和一个最多只有1.5万美元的银行账户，但很多公开资料都证明了其丈夫持有迪士尼、谷歌、脸书、网飞、特斯拉等大公司的不菲股份，还拥有位于加州、华盛顿特区等地的大量地产与资产。按照不同的统计来源与口径，佩洛西能够控制的实际资产很可能已从2004年的4100万美元疯狂增长到目前的1.16亿美元，令她稳居国会众议院富人榜前十名。2004年以来的18年中，佩洛西累计出任议长8年、民主党领袖10年，竟然获得了如此之快的资产增值。可见，政治才是佩洛西的最大生意。

最近一段时间，美国各大媒体质疑佩洛西丈夫利用国会内部信息和佩洛西的权势进行股票内幕交易。当然，这不是什么惊天秘闻，对于某些民主党人而言还一直是“公开的秘密”。事实上，在佩洛西的支持下，2012年通过的《禁止国会内部信息交易法》仅限制了国会议员和政府雇员个人利用内部消息的交易，但未限制她丈夫这样的关联人，留下了极大的“运作”空间。

近年来，特别是在2020年年初三位共和党籍国会参议员被曝出利用有关新冠肺炎疫情的内部信息进行交易并获利的丑闻之后，要求立法禁止国会议员及其配偶、子女等直接关联人进行股票交易的呼声此起彼伏、渐成主流。面对党内特别是来自新生代越来越大的呼声，佩洛西却长期以所谓“保护自由市场”“保护个人自由权利”为由不予理睬，直到最近才迫于压力而态度有所松动。

显然，面对这种“与虎谋皮”的立法努力，笃信金钱政治的佩洛西当然不会真心予以推动，而华盛顿各个角落里政商之间私相授受、损公肥私还会继续沆瀣下去。

反华急先锋

长期以来，美国国会在中美关系互动中总体上更多扮演着负面角色。从1979年国会通过所谓《与台湾关系法》，到新世纪初国会两院设置所谓“台湾连线”，再到国会议员越过“红线”窜访中国台湾地区，都是议员个体具体实施的。

这些国会议员在范围和人员上相对固定，逐渐形成了一个专门以负面炒作中国议题为业、以此提升自身所谓知名度与影响力的“反华派”群体。佩洛西就属于这一类美国政客中最极端、最疯狂、最恶劣的分子，可谓是“反华急先锋”。

佩洛西“反华执念”的根源应该与其成长过程中亲历美苏冷战的全程直接相关。1957年苏联首先发射人造卫星引发美国重大政策调整，正在就读高中的佩洛西深有感触。她在大学主修的政治学专业也加深了其对冷战的刻板认知。佩洛西在自传中回忆，朝鲜战争是她们在大学里经常讨论甚至深入研究的话题，一个具体的问题就是“美军当时该不该跨过鸭绿江、直接进入中国境内”。这凸显了佩洛西具有侵略性的霸权思维和基于当时国际背景塑造出的对共产主义的强烈敌意。20世纪50、60年代，美国民主党内部涌起了所谓民权、女权等理念，这也在佩洛西心中交织共振，使得她偏执地对所谓“人权”抱持着固化的意识形态偏见，这些思想历程为她日后面对相关议题的固执和极端反应埋下了伏笔。

1987年，佩洛西补选为国会众议员后，并未很快找到足以引发全美关注、令其权势扩大的“爆款”议题，她只是涉足一些美国的社会福利、教育议题，在美对外事务上着墨寥寥。80年代末期，中美关系发生波折，佩洛西觉得机会来了，她公开抛出负面涉华“立法”，直接抨击老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软弱”。通过挑起激烈党争，她快速蹿红，一跃成为与共和党白宫分庭抗礼的民主党“议题领袖”。

1991年，佩洛西再次炒作所谓“人权”议题，要求将所谓“人权”与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挂钩”，成为将中美正常合作交流等地政治议题意识形态化的始作俑者。1993年之后，佩洛西对同为民主党的克林顿政府火力不减，再度反复叫嚣所谓“人权”与最惠国待遇“挂钩”，展现出一幅与白宫争夺对华政策“方向盘”、至少是作为“圈内人”主导塑造白宫对华政策选择的架势。

必须看到，对佩洛西而言，负面涉华行为完全是她在政坛崛起的桥梁或者阶梯。佩洛西通过大肆炒作负面涉华议题，攫取了更多资源与更大曝光度，争得了更多话语权；而这些权势反过来又助长她继续搞党争极化和金钱政治等各种操弄，陷入了美国政治衰败的典型恶性循环。

按照美国国会官方网站数据库的检索结果，在2007年佩洛西出任国会众议院议长之前的十届国会中，她提出或联署负面涉华“法案”共138件，平均每届13.8件；2007年到2011年，即佩洛西首次出任议长的两届国会中，她提出或联署5件，平均每届2.5件；2011年到2019年，即佩洛西转任民主党领袖的四届国会中，她提出或联署11件，平均每届2.75件；而自2019年再次出任议长以来，佩洛西提出或联署负面涉华“法案”2件。这些数字可以初步验证：在出任议长之前，佩洛西频繁炒作负面涉华议题，企图以此上位；出任议长后，她多少有所收手，凸显了她炒作涉华议题的“工具性”定位。

而在2018年特朗普政府开启所谓对华“战略竞争”的重大转向之后，佩洛西很快故态复萌，高调介入，狂炒负面涉华议题，借此与白宫及共和党阵营进行党争博弈，争夺对华“战略竞争”的话语主导权。

自美国展开对华“战略竞争”以来，佩洛西利用议长权力大肆放行负面涉华“立法”，窜访相关敏感地区，甚至为某些“反华”分子赴美大开方便之门。2019年之后，在总统的放任之下，佩洛西推动国会众议院在台湾问题、涉疆、涉港、涉藏议题上推出了内容极端恶劣的多项所谓“立法”，给中美关系的稳定与发展挖坑埋雷、制造风险障碍。2019年6月，佩洛西公然将中国香港的暴力示威活动描述为“美丽的风景线”，公开声援“反华乱港”分子的暴行。2021年5月，曾公然挑唆抵制2008年北京夏季奥运会的佩洛西再次煽风点火，要求美国政府乃至美国盟国共同抵制2022年北京冬季奥运会。面对民主党今年不理想的选情以及自己将在2023年卸任党团领袖的政治承诺，即将告别议长职位的佩洛西妄图通过窜访中国台湾地区来为自己的所谓“反华事业”留下最后的“惊人”一笔，铸定其充斥着价值观执念与意识形态偏见的所谓“政治遗产”。

佩洛西综合征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媒体已挖出佩洛西此次窜台背后“穿针引线”的关键联络人——佩洛西之前的民主党领袖格普哈特。这个来自密苏里州的民主党人多年前就已摇身变为“职业说客”。自2013年以来，格普哈特签约为台湾在美做游说服务，每月赚取2.2万美元的酬劳。有美国媒体公开报道称，为了促成佩洛西窜台“闹剧”，格普哈特等人代表岛内“台独”势力与佩洛西前后沟通了34次之多，其中的讨价还价与权钱交易可见一斑。

对佩洛西而言，既有“提携之恩”的前辈从中联络，又必然隐含着见不得光的天价利益输送，还能为自己塑造“政治遗产”，这些因素的叠加完全可以让她放弃甚至牺牲美国国家与民众利益，于是就有了她此次窜访中国台湾地区的哗众取宠和一意孤行。

随着佩洛西窜台“闹剧”的落幕，这位美国政坛“第三号人物”身上的斑斑劣迹在世人面前已展现得淋漓尽致。

冷战结束后，美国进入了号称“独霸世界”的所谓“单极时刻”，而同一时间段在这个霸权国家内部逐步崛起并掌权上位的，却是佩洛西这种结党营私、操弄权术、睚眦必报、权钱交易、利欲熏心，且固守“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偏见的狭隘政客。这种“外霸内衰”的现状注定了这个霸权国家的命运。能够产生佩洛西之流的政治制度与政治生态必然是腐败的，而佩洛西之流主导的政府与政策则必然是失败的。

过去一段时间，美国在国内政治与内外政策上的剧烈变化牵动着全世界。有观点将特朗普的“现象级”崛起及其颠覆性影响视为美国国家衰落的关键标志。不过，比较而言，“特朗普现象”可能只是美国这个国家时有发作的“急症新病”，而党争极化、金钱政治、执念偏见、为一己之私不惜牺牲国家和民众利益，这些“佩洛西综合征”才是刺激一切“急症新病”在美国肆意发作、让美国病入膏肓、最终无药可救的致命基础病。

（作者：刁大明，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院研究员，当代政党研究平台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