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律宾撕票案做局者“李娜”身份已确认

微言网编辑部

绑架者疑似伪造全套信息设局邀约，企业“出海”如何保障员工安全？

记者 凌馨

编辑 | 王小

2024年7月1日午后，孙某的父母得知，在菲律宾被绑架的独子，已经去世。与其同行的夏某某，也已遇害。

遇害的两人，均在医疗器械行业从事国际商务拓展（BD）工作，于6月20日结伴赴菲考察、洽谈业务，四天后彻底失去联系。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公告称，日前曾接到一名中国公民在菲遭绑架的报案求助，立即启动应急机制，全力开展营救工作。

7月2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证实，一名中国公民遭绑架遇害。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也表示，“不幸的是，该中国公民最终遇害。据了解，一同被害的还有一名美籍华人。”

当日晚间，接近此案的受害者亲友证实，接到菲律宾警方消息，已锁定两名疑似涉案人身份，包括在展会结识并邀约孙某前往菲律宾的华人“李娜”，以及一名司机，“正在通缉中”。据其目前收到的消息，“李娜”可能牵涉到不止一起绑架案。

受害者亲友怀疑，此次绑架案，系专业团伙有预谋的行为。因为，从5月中旬“李娜”在欧洲医学展会结识孙、夏二人，到绑架案发历经月余，双方曾进行专业的医学商务谈判，为促使二人赴菲，对方还发来了全套邀请函资料，事后才发现所有信息均系伪造。

“我们希望讨回公道，严惩凶手。也希望这件事能为所有人敲响警钟，提升防范意识，在没有深入了解和充分保障的情况下，不要轻易前往一些地区。”受害者亲友说。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表示，使馆向两名受害者表示哀悼，对凶手予以最严厉的谴责。使馆向遇害中国公民家属积极提供领事协助，从多层面就此案再次向菲政府高层和有关部门提出交涉，敦促菲方加大办案力度，尽快缉拿并严惩凶手。

设局者“李娜”？

两名受害者于6月20日中午从北京出发，傍晚18:00左右抵达菲律宾。

其亲友回忆，孙、夏二人抵达菲律宾后，很快失去人身自由，这也是他们怀疑绑架案属事先密谋的理由之一。因为孙、夏两名成年男子结伴同行，且孙某身高1米88，几乎每个周末都打篮球，“身体很强壮，一个两个肯定是打不过他”。

据《菲律宾商报》报道，二人最后一次与同事、亲友联系时间分别在6月20日18时07分、18时57分。当晚，两人的手机均无人接听。直到21日中午前后，夏的妻子接到微信电话，称其在会所打牌输钱需要家人电子汇款。

孙某亲友也证实，绑架者通过孙本人的微信联系到亲友，胁迫其承认赌博欠款，以此为由索要赎金。“当时这个理由（赌博）就被我们否定了”，因为孙某没有赌博经历，在与友人谈及身边出现的赌博行为，还对赌徒和组织者表示痛恨。“他连彩票都不买”。

基于上述怀疑，孙某的亲属没有立即打款，而是多次尝试与孙本人取得联系，但电话不通，微信无人回复。在绑架者索要赎金的微信语音电话中，家属曾听到疑似孙某的声音。

因被索要赎金金额高至1500万元—2500万元，家属向绑架者表示需要时间筹款，同时尝试与对方谈判。至于第一时间是否报警求助，孙某亲友说，“其实没有时间，很紧张。3天—4天。这边还在准备谈判。”

然而，在三四天后，“夏家打完300万元后，对方就联系不上了。”孙某亲友说。《菲律宾商报》亦证实了打款后失联一事。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7月2日公告称，使馆积极协助家属向菲国警反绑架局报警，在国内公安部门指导下与菲警方开展执法合作，通过外交渠道向菲方提出交涉，要求其尽快解救人质，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在菲中国公民安全与合法权益。

据菲律宾国家警察发言人法哈多介绍，两名受害者的遗体是6月24日在菲律宾南部甘马磷省萨格奈镇的帕蒂蒂南村发现的。

法哈多称，警方尚未确认作案动机，但在与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协调后，菲国警反绑架局已经开始调查此案，并已掌握涉及案件的相关人员的线索。

孙的亲友得到的消息是，两名受害者遗体上没能找到犯罪嫌疑人的指纹或脱氧核糖核酸（DNA）等信息，这也是他们怀疑此案系专业团伙所为的理由之一。

至于邀约孙、夏二人前往菲律宾的“李娜”，据受害者亲友自菲律宾警方处得到的信息，她是一名外籍华人，可能与不止一起绑架案有关。“李娜”与另一名曾向受害者家属索要赎金的男性，说的是“闽南口音普通话”。

5月中旬，在巴黎的欧洲介入心脏病学大会（EuroPCR2024）期间，受害者与“李娜”结识。对方自称，供职于菲律宾一家医疗器械公司，老板是当地著名的福建商人，主营房地产，有菲律宾高层政府关系，因而获得了争取政府优惠的机会。

为邀请孙某等人前往菲律宾，“李娜”曾发来全套正式邀请函，事后证实相关信息均系伪造。此前，“李娜”亦曾与受害者就商务合作进行专业谈判，“说了很多专业医疗知识，很专业。”

受害者亲友认为，“孙先生和夏先生都不是初入行的新手，如果不专业他们也不会去。”

在医疗器械行业，通过展会结识新的潜在客户，经过一段时间线上联系和孵化，前往当地考察、洽谈争取达成合作，是很常规的工作流程。两家不同公司的BD人员，如果产品类别不同，“组团”开拓市场也常见。

“‘李娜’的身份警方已经确认，应该是外籍华人。”孙某亲友分析，“对方不仅说的单子比较大，又说认识高层，又说有好的政策。”

“李娜”正是以这些虚构的机会诱惑受害者上当。孙某亲友称，否则，以孙的条件，完全可以派下属前往。“他刚从美国出差回来，甚至没怎么休整就去菲律宾了。如果是一个简单的生意完全可以往后推一周。”

两名受害者中，夏系中国公民，孙则是在中国工作的美籍华人。孙出生在北京，在美国读的大学和研究生。

由于事涉中、美两国公民，案发地又在菲律宾，目前中国警方和美国、菲律宾警方均已介入。中国外交部表示，案发后，中国驻菲律宾使馆与菲方保持密切联系，敦促菲方全力侦办案件，切实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在菲律宾中国公民的安全，并为遇害人员家属善后提供协助。

是“工伤死亡”吗？

孙某亲友称，从目前接收到的信息看，受害者生前受到了折磨，“挨打是肯定的，但没有被截肢等。”

夏某所在公司为润迈德医疗，其苏州总部一位负责人7月3日表示，有一位销售总监正与菲律宾警方对接，跟进后续事宜。

7月1日，是孙某亲友推算其遇害后的“头七”。在中国殡葬习俗中，认为逝者会在这天“回家”。遵从传统文化，几位友人跟他的爱人沟通后，在午饭后告知孙某父母儿子离世的消息。两位老人已经70多岁，“万幸的是他们身体没有出现太大问题。”

按照中国与菲律宾之间有关于刑事司法协助的条约，“在此案的实践中，可能以菲律宾本国管辖为主，中国在外交上给予关切，请求刑事司法协助。”北京观韬中茂（上海）律师事务所副主任翟呈群分析，针对中国公民实施的绑架等犯罪行为，即便在境外，根据中国刑法规定可能判处最低刑为三年以上有期徒刑的，中国具有管辖权。

依据保护管辖原则，外国人在国外侵害了中国或中国公民的利益，中国对此行为也享有刑事管辖权。

根据菲律宾修订的《刑法典》第267条：任何个人如果绑架或拘留他人，或以任何其他方式剥夺其自由，将被处以监禁至死刑。

翟呈群分析，“鉴于目前菲律宾司法体系中已经废除死刑，因此如果受害人因绑架而被杀害或死亡的，通常审判结果最高是终身监禁不得假释。”

两名受害者均为医疗器械资深商务人士。孙某享年46岁，曾供职于跨国企业雅培，离职后继续从事医疗器械国际BD业务。夏某某享年39岁，先后供职于乐普医疗装备有限公司和润迈德医疗，讣告称，“夏总勇于担当，业绩突出，为人诚恳”。

孙某亲友称，虽然受害者的家人都有工作或退休金，但他本人的收入可能占了小家庭收入的八成，希望相关保险或补偿能够尽快到位，保障家属生活。孙某还有一名未满18周岁的孩子。

翟呈群说，如果绑架致人死亡者到案、并被法院判决有罪，受害者家属可以向其索赔。只是，有预谋的绑架案，实施者多为亡命之徒，拿到赔偿金的概率不会太高，“实践中受害者家属可能还是需要通过保险或公司保障的渠道来获得补偿”。

孙某亲友称，两名受害者前往菲律宾，是为与潜在商业伙伴会面。翟呈群分析，如果涉案员工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死亡时，又同时符合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和履行工作职责三个条件的，应当认定工伤。

盈科律师事务所全球合伙人蔡正华表示，“如果确认受害者是工伤死亡，应当得到救济。”至于公司是否给予另外的补偿，要看此前是否有过约定，以及公司的人道主义态度。

企业“出海”如何保障安全？

两位医疗器械企业管理人员在菲律宾遇害后，同行受到震撼，有人表示以后出国公干将提前购买相关保险。

“一带一路”沿线很多国家和地区存在社会不稳定情况，针对跨国企业海外派遣员工的绑架事件时有发生。翟呈群强调，中国公民在海外遇到危险，“还是要第一时间寻找中国驻该国使领馆的帮助，并在他们的帮助下报警”。

2024年6月初，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曾通报过另一起中国公民被绑架案件，3名中国公民遭勒索后被释放，“有当地执法人员涉案”。2010年菲律宾发生的劫持香港游客大巴事件更是震惊世界，据新华网报道，此案有21名香港游客被劫持，8人死亡。

医疗企业“出海”东南亚，菲律宾是其中一个热门目的地。近三年，菲律宾药监局2021年批准科兴生物新冠疫苗紧急使用；2023年8月，迈威生物宣布，与菲律宾制药公司UNILAB就阿达木单抗在菲律宾的注册和销售达成协议；2023年11月，沃森生物宣布收到肺炎系列疫苗菲律宾产品注册证，产品于2024年二季度实现出口；2024年3月，复宏汉霖宣布抗肿瘤药物汉曲优在菲律宾获准上市。

一位医疗器械企业高管透露，基于向全球客户稳定供货及降低生产成本的考虑，已经在东南亚某国买下一块地准备建厂，“听工业园区的业务部经理说，去年一年去看地的中资企业有上千家”。

为了建厂，过去一年中，前述医械企业高管几乎每个月都会往返东南亚一到两次，其他同事也频繁前往当地。未来，可能还需要在当地派驻和雇佣更多员工,“安全是第一位的。”他说。

如何在“出海”过程中保障自身安全？律师的建议是，首先要谨慎选择“出海”目的地。

前述医械企业高管介绍，在为新工厂选址前，公司比较了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等很多东南亚国家的情况，首先排除了曾出现过“排华”事件的国家，还找了一家律师事务所咨询各国法律和政策，开展了基础的背景调查。

最终，这家医疗器械企业选择在泰国设厂，一是因为当地治安较好、市场化程度比较高；第二是从生产供应链的角度考虑，当地产业相对多元化，与中国、欧美关系都比较好，不容易受到地缘政治影响；三是当地的税收优惠可以一定程度上降低企业成本。

而且，“泰国国民文化比较‘佛系’，不容易产生冲突。”前述医械企业高管分析。

跨国市场不仅要了解当地文化和社情，还要前置性地做好法律、宗教、治安等的咨询。蔡正华介绍，很多跨国企业对员工出差目的地都会进行风险评级，“你到曼谷、加尔各答，或是阿富汗，出行配套措施、购买的保险都不一样，甚至包括要不要购买安保服务，全部都要考虑。”

已有保险公司开发出针对海外员工绑架险相关的保险产品。这是一个专门的险种，主要是一些企业把员工派往海外工作时，替员工去购买。相关保险能够在企业员工被绑架时，及时提供赎金，甚至有些保险公司还能提供聘请谈判专家、咨询顾问等服务。

“我下周二又要去泰国了。”前述医械企业高管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