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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现阶段遭遇未富先老挑战，如何应对农村老龄化是这个挑战的关键部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必须有效应对老龄化问题，这里面有两个含义：一是必须要让老年人老有所养，甚至要老有所乐和老有所为；二是老龄化不应当是中国现代化的负担，至少中国现代化不因为老龄化而受到大影响。 一直以来，农村应对老龄化，或农村养老，主要靠家庭。一方面，传统时期农户生产生活都在村庄，农户家庭同居共财，养老抚少是每个家庭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农村老年人只要还有劳动能力，他们就会继续参加农业生产和家务劳动，丧失了生产能力也会力所能及做一些家务劳动。当前时期，大部分农户家庭都出现了年轻子女进城务工、年老父母留村务农的“半工半耕”结构，农民家庭出现了分离。当父母具有生产能力时，他们大多仍然耕种土地，自己养老，且往往向住在城市的子女输送农产品。当前农村养老最大的问题是，丧失生产能力尤其是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他们与子女可能不住在一起，又不愿进城和子女同住，子女也很难长时间回到农村陪伴照料，农村养老就出了问题。 改革开放前，城市养老保障是非缴费的福利制度，改革开放以后，城市保障开始以缴费为主的保险型，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有企业改革以来开始建立养老保险制度，并试图形成覆盖城乡惠及全民的社会养老保险制度。当前广覆盖的城乡养老保险制度可以分成三种不同类型：一是财政供养人员养老保险，主要靠财政统筹，退休后退休金与退休前工资差别不大，是保障程度最高的群体；二是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要靠个人缴费和企业缴费，满一定年限就可以退休后领取。职工养老保险水平要低于财政供养水平，可能只相当于退休前收入的1/2左右，即3000元左右；三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这是普惠型的，只要城乡居民缴纳最低限度的费用，在达到一定年龄（通常是60岁）就可以领取基本养老保险，这个基本养老保险比较低，当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只有100多元/月，如果城乡居民多缴费，60岁以后领取养老保险也还会有增加，可以达到数百元。至少在全国农村，绝大多数老年人只是最低缴费，因此到60岁以后也就只能领取每月100多元的基本养老保险。 养老保险是由国家统筹的，企事业单位和职工都有义务缴费。一般来讲，国家统筹养老金由三个部分组成：首先是企事业单位缴费，缴费额度为工资总额的20%，其次是职工个人缴费，为工资的8%，一个月工资4000元的职工，每月缴费在1000元左右。此外还有国家财政给予的支持。 国家养老基金是全国统筹的，这种统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不同省市自治区养老基金是可以由国家财政打通调用的，二是不同时期养老基金要有一个平衡。本质上讲，养老保险是由工作时的现期缴纳到退休后再领取的养老保险。为了保证退休后生活水平不下降太多，国家就要统筹不同地区和不同时期养老金发放水平。留守农村的农民很少有人缴纳高额养老保险，即使进城农民工，他们在企业务工，按国家法律应当由个人和企业强制缴纳养老保险，大部分农民工却希望拿到现金收入而不是缴费，其中原因除了养老保险转户麻烦以外，更重要的在于农民工强烈的现金需求倾向。 城乡居民在养老保险上的以上显著差异既与当前养老保险制度有关，更与城乡居民不同处境有关。具体来讲，城市居民超过一定年龄，不再有就业机会时，他们只能靠养老金生活，农村老年人基本上没有退休的概念，只要他们仍然有生产能力，可以与土地结合起来，他们就可以自食其力，养老就不是问题。 现在的问题是，中国正在构建的覆盖城乡的养老保险是否应当进一步提质并轨，从而将全国农村居民也纳入到较高水平养老保险中来。如果国家必须要对农民养老负责，必须要拿出巨额财力来为大部分农村居民养老的话，国家如何支持才是最好的方式?是通过城乡一体，还是继续借助当前中国农民不离家不离土不离乡的优势，通过国家财政支持，激励农民在家庭、土地和村庄基础上，激活出一种内在力量解决农村养老问题，应对农村老龄化呢? 所谓城乡一体养老保障体系，核心就是将农民纳入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当中，农民享受退休金，到了一定年龄就靠退休金生活。学界、政策部门和社会上对于提高农村养老保险，实行城乡统一养老保险制度实际上就是让农民加入到职工养老保险中，有着强烈呼声，几乎每年全国两会期间都有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提高农民养老保险的提案，政策部门考虑到国家财政能力以及社会保险制度的统一性，在城乡统筹上面相对冷静，但也认为应提上议事日程。学者普遍比较积极。例如，黄祖辉教授就认为，中国应当学习法国，凡是到了一定年龄的农民都应当退出农业，国家发退休金等等。中金研究院、中金公司研究部建议：“大幅提高城乡居保待遇水平，同时提高覆盖率”，中国社科院农发所所长魏后凯认为，农民为国家做了贡献，当然应该给农民较高水平的退休保障。 如果农民加入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中来，我们来测算一下农民和国家可能的负担。 如果让农民加入到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因为农民是家庭承包责任制，承包耕种集体土地却并未向集体交租金（国有农场职工种田是要缴纳耕地使用费或承包费的），因此，集体既不应该也不可能为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的农户缴纳养老保险费，当前全国农村绝大多数集体也是没有任何收入来源，也没有可能为农户缴纳养老保险。也就是说，如果农民参加职工养老保险，将来退休再拿退休金，他们就必须要承担每月1400元左右的养老保险缴费（个人负担部分+单位负担部分），此外，国家财政还要为每个参加养老保险的农民每月补贴500元左右。 以这个标准让农民缴费几乎不可能，因为真正种田农户的现金收入本来就不多，他们每月缴纳1400元，一年一个人缴近2万元，一对夫妻缴3万多元，差不多相当于当前农村中农一年从农业中可以获得的绝大部分现金收入。 如果农民不缴费，或只缴小部分，大部分由国家财政来负担，按3亿农民来计算，一个人一年缴费1.5万元，每年就要有4.5万亿，即使对半也要2万多亿，超出了当前国家每年为三农支付的2万亿元。显然，国家财政绝对不可能有能力来为数以亿计农民负担如此巨额的养老缴费。 现在最常见的一种主张是，用国有资产去抵亏空的养老基金，问题是，我们有多少国有资产，能抵多少? 实际上，即使不计算通过主要靠国家为农民缴费来让农民参加职工养老保险，而按当前由职工、企业和国家三方负担的养老制度设计，因为老龄化造成在职/退休人员比例越来越低，要维持职工相对体面的退休生活，职工养老保险基金的亏空越来越大。据测算，按目前状况，到2035年全部养老账户基金就要耗尽。国家财政肯定是难以再为所有农民负担高昂养老保险缴费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国家财政就不应当支持农民养老事业。国家财政用什么方式方法来支持农民养老，如何形成应对农村老龄化的方案，是当前应当关注的重点。 按相关规定，城市企业甚至工地都拒绝接受60岁以上农民工，因为60岁就应当退休了。但实际上，在农村，60岁仍然是农业生产的主要劳动力，是绝对的壮劳力。当前中国农村，90%农业劳动力超过50岁，2/3超过60岁，70岁仍然从事农业生产和庭院经济的老年人很普遍。在农业基本实现机械化，农业生产主要不靠体力而是田间管理的情况下面，老年人从事农业生产并非特别艰难的事情，甚至反过来，60岁左右农村老年人进行农业生产，有忙有闲，有事情做，就有成就感，有获得感，他们又有收入，他们就不用靠养老金来生活。与其年轻时将可支配收入缴费为养老金准备将来养老，不如年轻时将可能的养老缴费变成现时消费，真正到了60岁也仍然可以通过自己从事农业生产来自我养老。 并非只有中国农业是靠老年人来管理。日本和韩国农业劳动力平均年龄早已超过60岁，远比当前中国农业劳动力的平均年龄要高。实行全民养老的欧洲国家最重要的一个政策议题是提高退休年龄。中国将来应对老龄化和养老基金亏空的一个办法也是延长退休时间或提高领取退休金的年龄。 应对农村老龄化的办法可能并非只有建立城乡统筹的养老保险制度这一途，而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就是探索符合中国农村实际和基于中国国情的不离家不离土及不离乡的应对农村老年化的制度，其中核心是保持农民与土地的连接，让土地继续充当中国农民的基本保障来源。 笔者以为，至少在短期内中国还难以建立高水平的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而应当依据中国国情和农情，通过国家强力支持，建立不离家不离土及不离乡的有中国特色的农村应对老龄化的制度体系。 当前时期，农民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因为个人缴费普遍很低，到了60岁基本上只能拿基本养老保险，大约为100多元/月，这个基本养老保险只能说是聊胜于无。所以，农民应对老龄化主要不是靠领取养老保险，而是依托于家庭、土地和村庄。中国几千年传统时期都是以家庭为主要单位养老抚小，通过家庭合力来完成家庭再生产的。 在不离家不离土的情况下面，农村低龄老年人有自己的住房有自家承包地，有庭院可以搞庭院经济，以及可以就近务工，他们就是村庄中的生产者而非消费者，他们自食其力还有余力过好自己的生活，甚至这种生活比他们过去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愉快：因为主要人生任务已经完成，自己劳动自己消费，自己吃饱全家不愁，他们可以享受到大量的闲暇时间。最重要的是，他们不存在退休的概念，既然还有劳动能力，就自己种田自食其力，减轻子女负担，劳动本身也是需要。他们还要用余暇去帮子女带孙子，将自产农产品送给城市子女减轻子女购买压力。 子女进城、家庭分离和村庄规范减弱是当前农村养老中的不利因素。不过，当前村庄养老有很多特别重要的有利因素，核心仍然是不离家不离土和不离乡，具体就是每个农户都有自己房子，都有庭院，都有承包地，以及都仍然可以通过土地来获得基本保障。当前时期，土地仍然可以且应当继续为农民提供基本保障，这一点很重要。 同时，村庄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亲友和熟人社会的关系资源，可以为老年人提供共享的社会文化活动。 当前时期，农村应对老龄化的最大困难其实有两个：第一是普遍的农民家庭分离，使家庭养老功能减弱，第二是高龄老年人如何体面而有尊严地度过晚年，是当前农村养老中的重大难题。显然，仅仅靠家庭和村社集体制度来应对农村老龄化是不够的，国家力量介入变得十分紧迫。问题是国家力量如何介入。 国家对农村养老事业的支持重点不应当支持到个人上面，而是要在充分利用当前中国农村养老方式的基础上，支持农村发展不离家不离土及不离乡的应对老龄化的中国方案，其中核心环节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在制度安排上尤其是农业农村基本制度安排上要容老适老，而非排斥老年人；二是重点支持以互助为基础的村社集体养老，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形成低龄老年人照料高龄老年人的制度化方案；三是重点关注丧失生活自理能力的老年人，在充分调动家庭养老责任的情况下面，让所有农村老年人有一个体面而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即应对农村老龄化的中国方案中，国家力量应当在充分利用家庭和村社现有作用基础上，通过重点支持村社集体来建立应对农村老龄化的机制。这与城市主要通过个人缴费单位缴费加财政补贴，从而为城市退休人员提供高额退休金，再通过市场来实现养老，是相当不同的。 第一，要保证农村耕地主要由本村农民耕种。当前农村无论是老年人种自家承包地还是本村中农流转土地形成适度规模经营，大都是通过村庄亲朋邻里熟人关系进行的带有互助和互惠性质的土地使用。土地流转不正规，土地租金很低。老年人身体好就种地身体不好就流转给亲朋邻里，进城后无法在城市安居从而回到农村的返乡农民也可以轻松拿回自己承包地。要将土地耕种权主要集中在村庄农户手中，就要防止地方政府借农业现代化推动农民土地集中到大户手中，就要防止通过正规土地流转程序以及高土地租金，让村庄中农种不起田。推动土地流转，将流转合同正规化及由此提高土地租金，甚至通过高标农田整治及通过财政资金支持来将土地集中到大户的政策，都是值得警惕的。 第二，农村宅基地要服务于老人农业。在当前及未来很长一个时期，任何方面都不应当打农民宅基地的主意，让农民在农村有宅基地，有自建的住房。农民进城去了也可以让他们保留农村宅基地，以防他们进城失败还要返回农村。为老年人服务的宅基地，应当允许有房前屋后的空地搞庭院经济。在未来20年不要去动农民宅基地，不要想方设法将农民宅基地复垦为耕地。农民宅基地就是他们的家，以及就是他们获得收入和生产意义的中心。 第三，农业农村现代化应当服从和服务于农村老年人的生产生活，而不能挤斥老年人。土地整理之后，一定要防止将土地从小农户手中流转出去，而是要让小农户有可以方便耕种的土地。农村老年人喂猪、养鸡是特别重要的收入来源，是主要的副业，不允许农民搞副业的环境整治是目中无人的，是超越农民实际需要的，因此是错误的。还有以城市标准要求农村整治，要求拆除农民附属房，要求农民对住房进行美观化改造，这都会增加农民支出，让农民生产生活更不方便，而不是让农民觉得自己生活更宜居了。以此来反观当前三农政策，则有很多有待改进的地方，比如产业兴旺、强富美，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鼓励规模经营，鼓励资本下乡，等等，都是有待商榷的三农政策。 以不离家不离土不离乡作为应对农村老龄化的主要办法，国家可以有不同作为。应当以老人农业还将长期存在为场景设计农业农村政策。要通过政策设计和资金投入解决低龄老人在农业生产上所可能面临的诸多困难，让老年人可以做到“老有所为”。应当重点进行文化建设包括建立老年人协会，建设老年人活动中心，让老年人可以做到“老有所乐”。国家要投资建设一流水平的村庄老年人活动中心和村庄养老院，不仅要建设好硬件，而且应当每年给予一定的配套运转经费。国家投资建敬老养老设施和投入配套运转经费，相对于建立城乡统一的养老保障制度，花费要少很多。可以学习浙江象山县建村办养老院或托老所，为村庄生活自理能力差的老年人提供集中养老的地方。村干部的主要工作由应对上级要求变为服务老年人群体，让村干部成为推动以村庄为基地的应对农村老龄化的关键组织者。 不离土不离乡应对农村老龄化若可以成为国家战略，就可能改变当前中国现代化所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这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但并非重新开始，而是在当前既有农村养老秩序基础上进行建设。或者说，中国国情农情是可以建设不离土不离乡应对农村老龄化的现实基础和特殊条件。 不离土不离乡应对农村老龄化重在保底。无论如何，我们不可能对正在出现的农村老龄化视而不见。不离土不离乡应对农村老龄化是一项可选方案，这个方案的核心是利用当前中国农村体制优势和村庄空间优势缓解农村老龄化问题，为农村养老提供低成本解决方案。因此，村社养老只可能是基本保障式的，保持低线的，而不是要在农村建立高标准的养老保障体系，更非当前正被广泛推介的康养模式。来源：贵州社会科学 贺雪峰，武汉大学社会学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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