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妈妈打工”背后的真问题在哪？

何琴

这位小伙子名字叫闵现杰，家住在莒县夏庄镇北上庄村，今年29岁了，在一家汽车美容店工作。放下手中的活去把妈妈从远处找回来，是闵现杰工作中需要重复许多遍的一件事。闵现杰的父亲已经去世，因为患有精神疾病，母亲自己一个人无法独立生活，从2011年开始，闵现杰带着母亲外出打工，这一打就是6个年头。

当我们一遍一遍的在问“孝心”在哪里时，莒县的这位29岁的小伙告诉我们，“孝心”不在“远方”，就在“自己跟前”。“带妈妈打工6年”之所以能够触动我们每一个人心灵，除了闵现杰长期携母的生活艰苦打拼之外，更多是因为我们自己无法如闵现杰一般在母亲跟前尽孝的“愧疚和不安”。

“带妈妈打工”对于常人而言几乎很难做到，而闵现杰却已经坚持了6年。通过时间推算，2011年闵现杰应该是23岁，23岁是很多大学生刚刚走出大学校园的年龄，人生才开始真正起步，甚至有些人在这个年龄还在“啃老”。闵现杰在父亲过世的家庭境况之下，一个人承担起整个家庭的重担，而且携母打拼生活，对于这样的一位同龄人，笔者由衷的钦佩和感动。

心善之人必有后福，在辗转省内几个城市之后，闵现杰终于遇到了现在的老板厉击俊，不仅腾出办公室为母子提供落脚之地，而且还为闵现杰安排工作，“老吾老以及人之老”，这样的善举值得点赞。厉击俊的“滴水之恩”自然也得到了闵现杰的“涌泉相报”，这幅美好的画面也给我们构建起一副和谐的社会图景。但是笔者想着重探讨的“带妈妈打工”背后的真问题。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对于大多数长期在外打拼的人而言，父母的安顿一直是他们的最大的牵挂。让远在家乡的父母安享生活，让他们日常生活有稳定的保障，这不仅个体所困扰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所考虑的一个民生话题。而这背后蕴含着“小家与大国”如何良性互动的逻辑关系。

社会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各个层面劳动者的有效供给，而地区经济发展的差异造就了劳动人群的大规模的迁徙，家庭成员稳固的生活，对于“候鸟型”劳动者而言，无异是最有力的“精神支柱”。父母的安宁不仅能让远在他乡的劳动者踏踏实实的努力工作，从而更加有效的为单位或企业提供生产力，同时劳动者的收入也能够为父母提供源源不断的生活保障。虽然这种良性的生活互动囿于个体的道德和能力有所差异，但对于正在快速发展的中国而言，却是“小家与大国”之间最有效互动。

同理，闵现杰的母亲，假如有托底的社会医疗、生存保障，我想闵现杰现在的生活可能会是另一幅让人满意的画面。目前，农村养老依然是一个突出的民生问题，有些老人为了不“拖累”儿女，他们过着清贫的生活，为了生计仍然拖着病躯而劳作；还有一些老人实属无奈，为了生存竟与儿女对簿公堂，撕破亲人脸面仅仅是为了少许的生活费。除了基本生存，还有健康医疗，起居照顾等。人们常说“身体健康是儿孙的福分”，而这“福分”的背后又透着老人多少生活的无奈和对晚年生活的担忧。

“带妈妈打工”是当下社会群像生活图景之一，也是困扰众多家庭的矛盾和冲突之一。和谐、良好的家庭关系，从小处是个体健康发展的保证，从大处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由此来看，不断完善和提升托底的社会保障，将像闵现杰这样的社会个体纳入其中，对个体和社会都是“百利而无一害”。

也恰恰是这些“托底”的社会保障，却无法引起一些地方政府和相关部门的重视，也更谈不上付诸于社会实践。因此，构建能够到达民众“最后一公里”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任重道远。社会给予老人们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更多的社会保障，虽然在医疗、卫生、健康等方面国家投入了大量的政策与财政，但它们换回的却是整个社会发展的“朝气蓬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