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途末路 他们卖肾求生

作者 | 南风窗记者 刘阳

十几个年轻男人面向镜头掀起上衣，露出腰间一道几十厘米长的疤——这是2013年纪录片《人体器官交易实录》（Tales from the Organ Trade）中的一幕。

只要稍加思考，不难猜出这道疤的深处，是肾所在的位置。

在器官移植领域，存在着巨大的供体缺口。资源稀缺所带来的利益空间，滋生了器官贩卖的非法市场。据估计，移植手术中的器官，有10%来自“黑市”，其中属肾脏最为常见。

在印度、土耳其等发展中国家的落后地区，一些人从中看到了生机；而另一些人，则看到了商机。

卖肾求生

今年5月底，印度警方抓获了一个倒卖肾脏的非法团伙。据称，他们主要的“游说”对象，是那些极度缺钱的二三十岁青少年。

拉古·夏尔马（Raghu Sharma）就是他们的目标之一。

拉古的父亲是一名工人，当时已经失业；母亲患有严重的糖尿病；为了给姐姐凑足嫁妆，房子也卖了——家里一贫如洗，不要说给母亲看病了，连房租都付不起。在这个节骨眼，他的嫂子还怀孕了。21岁的拉古，成了这个家唯一的收入来源。

当地时间2022年1月17日，印度新德里，街头露宿的流浪者

5月，拉古从古吉拉特邦到新德里打工。但到了德里后，还没找到工作，他就被人偷了钱包。辗转之下，拉古找了一份工资日结的临时工。他在德里没有家，到了晚上，就睡在一个谒师所（锡克教的崇拜场所）附近。

在这期间，拉古遇到了一位名叫拉朱的掮客。他告诉拉古，只要“捐”出一个肾，就能拿到一大笔钱。

在拉朱的游说下，走投无路的拉古同意了这笔交易。拉朱一伙把他带到实验室里进行检查，然后在哈里亚纳邦的戈哈纳，取出了他的一颗肾。作为“补偿”，拉古拿到了32万卢比（约合2.8万元人民币）。

只要想想肾源有多稀缺——印度每年约有20万名患者在等待肾移植，但捐赠者却只有7500人——就知道拉古“捐”出的那颗肾，远远不止这个价钱。

一些在巴基斯坦非法肾脏交易中被犯罪团伙监禁的男子回到了他们在拉瓦尔品第被强行关押的公寓（图源：npr）

与拉古相比，拉朱等“中间人”一单的利润通常在40~700万卢比不等。

印度媒体的报道指出，一颗肾脏的市场价大约为一千万卢比，但捐赠者往往只能拿到30万卢比左右——也就是3%。其中的“差价”去了哪里，不言自明。

拉朱所在的团伙还包括一名医生。在5月30日被警方抓获之前，他们已经完成了20多次肾移植手术。该团伙中的成员Vikas、Shailesh和Ranjit此前也卖过一个肾。当有人迟疑时，他们就以自己的经验向他们打包票：“不会有任何问题。”

他们一般会在谒师所、避难所、医院外和Facebook上寻找目标，或通过安置机构的名单，找出那些急需用钱的人。

迪瓦卡（Diwakar）就是在Facebook上被“选中”的。他本是一名司机，但在疫情期间丢了工作，经济陷入拮据，正在为贷款和儿子的学费发愁。在拉朱团伙的诱导下，迪瓦卡来到了德里。警方破案时，后者正在准备肾移植的资料。

当地时间2016年6月3日，印度新德里，警方逮捕5名涉嫌肾脏买卖的嫌疑人，其中包括两名阿波罗医院一医生的员工

拉古也好，迪瓦卡也罢，之所以走到“卖肾”这一步，不外乎是为了钱。但据印度媒体报道，其中的一大部分人，是为了拿这笔钱去“还债”。

2002年，印度天主教主教会议（Catholic Bishops' Conference of India）的卫生部长曾在泰米尔纳德邦钦奈对305人展开过一项调查，发现96%的人“卖肾”的主要原因都是债务问题。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在一向以多金的婚礼场面著称的印度，结婚开销却是最常见的债务来源之一。印度“全国抽样调查办公室”（NSSO）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印度 22.4% 的城市家庭和35%的农村家庭仍背负着债务。

当地时间2022年6月4日，印度高哈蒂，男孩寻找可回收物

另外，印度的就业形势也不乐观。根据印度定期劳动力调查（PLFS），2021年第四季度的失业率达到8.7%。印度经济监测中心（CMIE）2022年的数据显示，由于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该国达到法定工作年龄的9亿人口中，有一半的人不愿意积极求职。

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的报告，印度的总贫困人口达到9.7%。这意味着，该国有1.34亿人，每天的生活费还不到2美元（约合12.8元人民币）。

肾源需求与供应之间的巨大鸿沟，最终就由这些穷人的身体来填补。

“红市”交易

在法律和经济学层面，市场分为黑、白、灰三种颜色。而器官黑市，因其血腥和残忍，也被称为“红市”。

在正常流程中，移植手术所用的器官一般来自活体捐献者或已故的器官捐献者。根据印度2018年的《人体器官移植法》（修正案），患者可以从“近亲”或脑死亡患者身上获得肾脏。

8月27日，德里55岁的克里希纳（Krishna）在外出散步时头部受了重伤，导致脑干死亡，不幸去世。在女婿基山（Kishan）的劝说下，全家同意将克里希纳的肝脏、心脏和两颗肾脏捐献出去。克里希纳的这些器官，后来让四个人得以重获新生。

器官捐献是一种无私行为（《人体器官交易实录》剧照）

但这样的例子并不多。

根据2013年发表在《印度麻醉杂志》上的数据，在收治克里希纳的全印度医学科学研究所（AIIMS）创伤中心，5年内被宣布脑死亡的205名病人中，只有10人捐出了器官。

在印度，每年大概有20万人需要进行肾移植，但只有约3%的人能够获得匹配的肾源。同时，治疗费用也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非政府组织莫汉基金会（Mohan Foundation）的苏尼尔·施罗夫（Sunil Shroff）表示：“在这20万需要进行肾移植手术的人中，只有7000人能够付得起这笔费用。”

如果把目光望向全球市场，肾脏短缺的问题也同样突出。

根据美国国家肾脏基金会的数据，肾源的平均等待时间是3.6年；在加拿大，肾源的平均等待时间是4年，久的甚至长达7年。

供不应求，是“红市”出现的主要原因之一。

全球金融诚信组织（GFI）2017年估计，用于移植手术的心、肺、肝等器官，有10%是通过走私的途径获得的。其中，最主要的器官就是肾脏。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全世界每年有1万个——即每小时超过一个——肾在“红市”上交易。

当地人说，这座位于印度加尔各答的建筑曾经是印度黑市骨骼交易的中心（图源：npr）

这些非法猎取的器官，捐赠者主要就是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如果把器官的贩运看作一条完整的供应链，那么这条链条的两端，分别就是穷人和富人。

《人体交易》的作者斯科特·卡尼在书里写道：“人体交易无可避免有其令人厌恶的社会副作用，亦即社会阶层高的人可以取得阶层低的人的人体部位，从来不是反过来的。”

在2011年土耳其警方破获的一起国际器官盗窃案中，53岁的移植外科医生优素福·松梅兹（Yusuf Sonmez）及其同伙，就曾将中亚和欧洲的穷人引诱到科索沃的普里什蒂纳，摘下他们的器官后，再以高达1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加拿大、德国、以色列和波兰的患者。

人有多值钱？

人类常常自诩生命无价。但当人体被分解为肾脏、心脏、肝脏等一个个商品后，究竟能值多少钱？

斯科特·卡尼给自己算了一笔账：体重接近90公斤，身高1米89，两个肾脏功能正常，心跳稳定——在这个所谓的“红市”中，大概能值25万美元。

但如果算上眼角膜、肺等器官，这笔数目实际上要更高。据2018年的一篇报道，从眼角膜、肺、心脏，到肝和肾，估价分别为3万、15万、13万、9.8万和6.2万美元。也就是说，一副健康的人体，靠这些器官能卖47万美元（约合324.3万元人民币）。

人们的眼角膜、肺、心脏，到肝和肾都标好了价格（图源：acamstoday）

作为参考，印度2020年的人均国民净收入约为13.5万卢比（约合11679元人民币）。按这个水平计算，一个人满打满算工作80年的收入也不及47万美元的1/3。更何况，那些真正被逼到“卖肾”的人，薪资还远远不及平均线。

斯科特·卡尼在《人体交易》中提到了蒂特马斯的一句话：“人体不应该只是备用零件的集合体。”但纪录片《人体器官交易实录》在海报上打下一个问句：“如果只能靠此（卖肾）活下去，你该怎么办？（What would you do if your life depended on it?）”

据《卫报》2019年报道，在印度南部的维利瓦卡姆（Villivakkam）小村庄，平均月薪只有300卢比，高利贷的利率却高达100%。在这里，除了肾脏，皮肤、血液、眼角膜也被一一标好了价格。

印度的工资低、高利贷利率高，同时该国经济增速不尽如人意，这给印度穷人带来很大压力

维鲁卡拉姆（Verlukalam）的腰上也留下了一道长达30多厘米的疤痕。他经历过什么，旁人一看便知。“我当然不乐意卖，”维鲁卡拉姆说，“但没办法，我需要钱”。

置身事外的人可以轻飘飘地、醒目地评价一句：“生命是无价的，健康是无价的。”但对于巴兰和维鲁卡拉姆来说，“无价”未免过于遥远。

村民卡斯特里（Kasturi）被问到，愿不愿意以8万卢比的价格卖掉一只眼睛？

他想了想，答道：“眼睛就跟肾一样，一个就够了，不是吗？”

（文中配图部分来源于视觉中国，部分来源于网络）南风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