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判死刑，“我很开心”

陈昌雨

如果生父终审判决也是死刑，当他从这世上消失的那一瞬间，你会是什么感觉？

“很开心。”面对主持人陈晓楠的提问，22岁的陈昌雨回答，“没有任何叹息。就是这个后果。必须死刑。”

三年来，这个大男孩一直在等待这个结果。2021年3月14日，他的生父陈继卫朝妻子禹秀英身上泼洒汽油后点燃，骂她“昨天晚上没有好好喂猪”。四个月后，被严重烧伤的禹秀英一身痛楚地离开人世，在弥留之际用最后一口气告诉了儿子全部真相。

自此，陈昌雨就踏上了为母复仇之路。他的全部战斗，就是为了置生父于死地。他说，那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血债血偿”，他不再认那凶手是父亲，两人之间唯一的联系只剩下“仇恨和怨念”。他在网上公开母亲死亡真相，痛斥生父的所作所为，要求将他绳之以法，必须判处死刑。

2022年12月16日，云南省曲靖市中院认定陈继卫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死刑。那一天，陈昌雨身穿孝服，在法院门口捧着亡母遗像，潸然泪下：“妈，我替你主持公道了。他死不足惜，难解我心头之恨。”

陈昌雨（右）和母亲禹秀英生前合影

他为什么这么恨自己生父？不仅是因为残忍杀害了母亲，想来还因为此人给他们母子所带来的就只有痛苦。

陈继卫不止一次获刑入狱，陈昌雨直到6岁才第一次看到他回家，母子俩原本的平静生活就此被打破。“丧偶式育儿”对别人是痛苦，对这母子俩来说却是求之不得：没有那个男人，他们本可以幸福得多。

陈继卫性情极为暴戾，虐待妻子不需要任何理由，儿子陈昌雨只是在他眼前晃悠，他也一顿暴揍。9岁那年，陈昌雨无法忍受父亲反复无常的虐待，喝敌敌畏自杀，所幸被母亲发现送医，才捡回一条命。

可想而知，对陈昌雨来说，母亲不仅给予了他生命，且是生活的全部支撑，而生父除了提供一个精子之外，就只有一连串的破坏和暴力，最终还直接毁灭了他最亲近的人。

就此而言，如果生父能从这世上消失，“很开心”确实是他的心里话——如果说有什么遗憾，那恐怕是遗憾这正义来得太迟了，生父的死不能换来母亲复活，他内心的伤痛恐怕终生都难治愈。不论如何，眼下只有生父去死，他才能暂时放下，人生向前走。

然而，在中国社会，“儿子要老子死”传统上可说是最难容忍的“大逆不道”，根据儒家的“容隐”原则，“告祖父母父母”者一直都会被按“不孝”治以重罪。虽然现代法律早已没有这样的做法，但社会上仍难接受他的“弑父”之举，他如此坚决要求判处父亲死刑，自然激起了极大争议。

无数人谩骂他“不孝”——从来只有“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子要父死”岂不就是“不孝”？然而，这种指责无疑出自一种父权制的视角，如果换一面来看，母亲被残忍杀害，你却不为她复仇，这能算是对母尽孝吗？

很多人不仅谩骂陈昌雨“不孝”，甚至还有更难听的，骂他“禽兽不如”，嘲讽他有“弑父娶母”的俄狄浦斯情结，当然还有国内每场骂战都不可或缺的动机论，骂他毫无道德，打着“为母复仇”的幌子博眼球，想出名，让亡母不得安宁。

这些骂词大多不值一驳，但也可见当下舆论场上的众生心态，他们的反应，与其说是关心此事，倒不如说是陈昌雨的举动威胁到了他们心目中的道德秩序。奇怪的是，这些人热衷于指责受害者，却没有花力气去抨击凶手陈继卫，毕竟他的行为才先破坏了父权制的道德基础：当爹的没有当爹的样子。

那些阻止、反对陈昌雨复仇的声音，在此想说的其实是：父权凌驾于法律的正义原则之上。母亲被害，凶手如果是任何一个非亲非故的陌生人，儿子为之伸冤都无可非议，但只因凶手的特殊身份，却遭到了非议，这意味着势必存在一种双重道德：某些正义原则，能适用于一部分人，却不能适用于父亲，他有权得到特殊对待。

根据这种理念，此处的“父”与其说是具体的那个人，不如说是一个社会角色身份，关键之处不在于其行为（what he did），而在于他是谁（who he is）。

也就是说，只要他处于家庭结构中的这一地位，无论怎么做都不能追究其责任，甚至是其正当权利——就像当年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声称，鞭打奴隶是他的“权利”。

这种思维的可怕之处也正在于此，因为凶手陈继卫之所以如此残暴地对待妻儿，与其说是其性情暴戾，不如说其家暴正是基于这套逻辑：我想怎么对你就怎么对你，因为我是你爹。

在此，制约是不存在的，除非遭遇抵抗。温和对待不是你应得的契约权利，而是出于我的恩德，取决于爹的一时心情好坏。何况，这套逻辑还强调法律不能介入“家庭内部纠纷”，那么在不能离婚的情况下，只要这个男人不消失，母子的安全必然是没有保障的，恐惧在所难免。

我毫无保留地支持陈昌雨。不仅是因为同情其母禹秀英遭到的残酷对待，感动于他替母伸冤，也因为这样才能让个体的尊严实现正义——无论做出残酷行径的那个人是你爹、你丈夫还是谁，都应当为自己的行为付出代价，否则家庭就可能成为法律不能触及、合法施暴的一个黑箱。

要让个体活得有尊严，就有必要认清、进而肃清传统文化中父权制的遗毒，一视同仁地对待所有人。与许多保守者设想的不同，这未必会瓦解原有的家庭秩序和道德秩序，而意味着在法律保障个人权利的基础上，重新界定人与人的互动。

好的家庭关系应当是构建的，也就是说，一个父亲并不只是天生就获得了这个地位，更重要的是需要努力去“挣得”它——在尊重妻儿的基础上，换取他们主动的认可和尊重。

一个常年在外地工作的父亲曾和我说过，因为和妻儿聚少离多，女儿小时候和自己非常生疏。到她8岁那年终于一家人得以一起生活后，女儿好长一段时间还是不习惯叫他“爸爸”，只说“你”。他花了很多心思讨女儿欢心，就是想听她开开心心叫一声“爸爸”。他说到这里感慨：“别人当爹都是现成的，我是自己挣来的。”

这些年来，我的一大感触是：像血缘这样的原生纽带，已经没那么重要了。一些说起来也还算亲近的血亲，家族里偶有大事才见面，平日里只怕街头邂逅都不认得。不妨坦率地承认：他们就是我们生活中的陌生人，至少从社会互动上来看，和陌生人没有分别。

多年前，我的好友英年早逝，他的父母后来不止一次向我感叹：承受“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丧子之痛后，真正看清了人心。对于那些在他们伤痛中落井下石的，无论血缘多亲近，坚决断亲；而那些惦念、帮助过的，哪怕以前从未谋面，就是亲人。

我想，陈昌雨也是如此，当生父虐待他们母子时，就已经丧失了身为人父和人夫的资格，而在杀害其母后，就更是恩断义绝了。如果说这是“弑父”，那么就像五四新文化运动诸公早就强调的那样，只有在精神上“弑父”，新一代才能有活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