滞留17年，他走不出精神病院 2

即便儿子站在门口，唐明德依旧不愿相见。医院领导争取到和唐明德见一面的机会，唐明德反复强调，自己年事已高，如今独自一人居住，没有能力看住唐阳，更别谈让他按时吃药。

唐明德表示，唐阳曾五次进出精神病院。“每次他都承诺，回家后跟我们和和美美地过日子。但回来之后不好好吃药，我们没有办法，只能让他继续住院，就这样反反复复。”对此，唐阳辩称，自己从1993年到2008年期间，只有一年停药。那年，唐阳和朋友合伙办了一家航空票务中心，他不想让药物的副作用影响工作。

“医院说临床治愈，这不代表真正的治好。医院推给我，我能比医院更好吗？出院后出事了谁负责？”院方表示，如果出事，他们会第一时间派车将其接回重庆，但唐明德认为，这种事情没有如果，出了事就来不及了。

“不是说关到死，是真的没有办法，待在医院是最好的。”在他看来，儿子要是出院，“相当于身边养了一头狼，随时可能把我脖子咬断。”

此前，他从报纸上了解到不少出院后的精神障碍患者伤害他人的新闻。最让他恐惧的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一位朋友的儿子也是不到20岁就得了精神分裂症，朋友在儿子的苦苦哀求下接他出院，没想到其儿子出院后犯病，亲手杀害了自己的妻儿，朋友也因此被气死。

唐明德至今还记得唐阳曾对他和妻子说过，“如果谁给我送进去（精神病院），我一刀砍死一个。”杨淑芬证实了这件事，“唐阳在家的时候，我们晚上会把刀藏好，就怕出事。”对此，唐阳一口否决。

劝说无果，院方只好将唐阳送回医院。A院始终认为唐阳符合出院标准，但不同意让他自行签字出院，这也是目前中国所有精神病医院默认的“潜规则”——谁送来，谁接走。

陈立军记得，有一次，唐阳与医院沟通自己签字出院，无果。他以“非法拘禁”为由向当地派出所报警，民警回复“（我们和医院是）兄弟单位，不便插手”。

在做出看似“铁石心肠”的决定前，唐明德也曾挣扎过。唐阳患病后，唐明德通过多种途径了解“精神分裂症”。他在一个专门的文件夹里存放了各种和精神分裂症有关的剪报和笔记。

唐明德收集的剪报。朱雅文 摄

如今81岁的唐明德头发花白，独自居住，生活一切从简。作为父亲，两个儿子的童年日记、各种证书、校徽等物件，他都细心整理后珍藏在家中书房。

书桌上放满了唐阳患病至今二十多年的各种资料和证明，他始终想不明白儿子为什么会患病，也始终找不到彻底治愈精神分裂症的方法。“这个病非常可怕，不是一般的感冒，吃点药，吊水就好了，精神病是世界难题。”

唐明德桌上放满了唐阳患病至今的各种材料。朱雅文 摄

唐阳儿时的日记，唐明德都收藏着。黄琪越 摄

而在唐阳看来，父亲的说辞，都是借口。

刘佳音也曾受唐阳委托劝说其母亲。那次，她和阳澜打了近2小时的电话。“他妈妈跟我说，唐阳犯病时都是往死里打她，他们很绝望。我也理解，因为他妈妈是很爱他的。”刘佳音劝说许久，阳澜表示，“刘老师，如果你想接，那你去接他。”

对于曾经的暴力行为，唐阳感到十分后悔。他曾在长信中多次向父母道歉，但这并不能抚平阳澜内心的伤痛。

生前，阳澜的手臂上留有一个很大的伤疤。据唐明德回忆，唐阳曾用几斤重的花瓶甩向阳澜，当时阳澜血流不止。得知母亲患癌后，唐阳多次致电，阳澜一个都没接。直到去世，阳澜都没来医院看过唐阳一次。

阳澜去世前曾有一次路过A院，唐明德主动询问妻子，是否要进去看看大儿子。阳澜流着泪拒绝，“不见，不能见”。对此，唐阳始终不愿相信，认为父亲在造谣。“母亲曾和我说过，‘唐阳，母亲不会记儿子的仇。’”

“有一只蜗牛在背后追杀我”

唐谦博这次来A院，院方向他表示，希望他能换位思考，接哥哥出院。

唐谦博感到为难。他并非不想承担责任，他希望独自面对哥哥及他患病的事实，但目前他的小家庭还离不开他。

这两年，每次从深圳回成都，唐谦博都选择自驾。原本两个多小时的飞行，变成了几乎一天一夜的行程，他不觉得疲惫。“摇起车窗，我只需专注眼前的路，不用去想别的。”他需要时间放空思绪，做好一切的心理准备，面对他的家庭。

母亲在世时，哥哥的住院事宜由母亲负责。2023年，母亲因癌症去世，唐谦博称自己不得不“接棒”。去年春节期间，在杨淑芬的陪同下，他第一次来A院与哥哥的主治医生沟通。站在A院门口，唐谦博浑身发抖，不知道该迈出哪只脚。

2008年唐阳入院时，弟弟已大学毕业，在深圳工作。他知道弟弟有公司，在一位病友的帮助下搜索到联系方式。他曾多次尝试联系弟弟，希望弟弟能签字接他出院，均无回音，至今他都无法亲自联系上唐谦博。

这次唐谦博来A院，是为了结算哥哥的医药费，他没有去看哥哥一眼。唐阳不明白为什么，弟弟对他不算差，曾给他买过平板电脑、MP4、蓝牙音箱等电子产品。这次来医院，弟弟也买了零食和一套新衣裤。

“我只能做目前能力范围内的事情。两条黑线同时交汇到我哥身上，而我要在我身上把这两条黑线终结掉。”唐谦博说。

去年曾有一段时间，唐谦博每晚吃安眠药才能入睡，想起他曾经经历的和即将面对的一切，唐谦博就感觉，“有一只蜗牛在背后追杀我”。

唐阳确诊的那天晚上，他在母亲的照顾下服药后睡觉。唐谦博在客厅里站着，母亲催促他赶快去睡，并告诉他“我们家遭大灾了”。

当时，唐谦博不明白“大灾”的含义。哥哥患病后，有几次深夜在家里闹得比较凶，邻居都听见了。一些邻居会在背地里议论他和他的父亲，“第一个儿子疯了，第二个儿子也是疯的”。

唐阳不否认这一切对弟弟造成的负面影响。他曾写下这样一段话，希望弟弟能看见：“我不是一个好哥哥，我以前忙于学习，对你的关心照顾实在太少，现在想来十分愧疚。但我们之间没有大的矛盾，我没生病之前非常优秀，你有这样的哥哥一定感到非常荣耀。后来我生病了，落后了，但得病不是我的错，我也不想生病。有些人恶言恶语议论我，你不必放心里去，做好自己就行。”

与从小成绩优异的哥哥相比，唐谦博成绩一般。父母对哥哥的重视，唐谦博心里很清楚。新衣服都是哥哥先穿，穿不下再给他，如果还是太短，就在下摆处围一圈布。

直到哥哥患病后，1994年春节，父亲去外地出差，给当时在读高二的唐谦博买了一套新衣服——一件翻毛皮夹克衫、一条牛仔裤和一双运动鞋。这让唐谦博受宠若惊，甚至觉得自己“不配”。

在唐阳童年的日记里，记录了不少与弟弟共度的美好时光。但在唐谦博看来，兄弟俩的感情一直比较生疏。即便就读同一所小学和初中，但基本不会一起上学。

唐阳儿时日记中，记载了与弟弟共度的时光。黄琪越 摄

唐谦博也曾看过心理医生。医生告诉他，年龄相近的兄弟间天然会形成一种竞争，父母需要进行平衡。若平衡不当，竞争会向负面转化。如今，唐谦博反而有点感谢父母的“忽视”，给“光圈之外”的他一个相对健康的成长环境。

在他看来，哥哥患病是一种必然。“遗传因素占50%，因为我叔叔有相关病史，后天的家庭环境因素占50%。”

在两个儿子的印象里，父母关系一直不太好。唐阳记得，小时候父亲多次当着两兄弟的面和母亲争执甚至打架，闹离婚也是家常便饭。唐明德认为这是妻子的问题，“我是不赞同在孩子面前吵的，他妈妈每次都当着孩子的面数落我。”

原生家庭给唐谦博造成的影响，直到他中年以后才显现出来。有了自己的小家庭后，唐谦博不懂如何去表达爱，“原生家庭没有这样的氛围，甚至父母的原生家庭也是如此。”

唐明德也曾反思过。“要是有个能培养父母的学校，教父母如何培养小孩成功率比较高的话，能少走很多弯路。我们那时候哪有啥经验嘛，我和妻子的父母都去世得早，都是自己带孩子。”退休前，他和妻子的工作都很忙。

唐阳早已规划好出院后的生活。他准备投靠曾经的病友们，以解决住宿和工作问题。当然，他最大的心愿是尽早结婚，看着出院的病友们一个个娶妻生子，如今50岁的唐阳很是羡慕。

然而，他的计划在家属以及刘佳音看来，都太不切实际了。他们都认为，院方给唐阳安排比如保安或者临时工的岗位，是比较合适的办法。

唐明德和唐谦博始终没有做好接受家里有一位精神病人的准备。唐阳患病时措手不及，如今依然如此。去年第一次来A院时，唐谦博坦言内心的真实想法：“有多少人这辈子会来这种地方？我为什么不去咖啡馆？而是要在这里？”

“是因为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吗？我没有，我只是得了精神病。”唐阳曾在长信中提到这样一句话。

支持在哪里

去年年底，唐阳的遭遇被报道后，网友们谴责家属“没有人性”。在上海心声公益秘书长二坤（化名）看来，这并非良性。二坤表示，目前国内精神障碍患者的社会支持普遍较差，最主要的支持来源是家人，其次是医生和朋友。

“不能把家属和患者对立起来，因为大家都很难。家属的病耻感一般比患者还要严重，害怕周围人异样的眼光。并且在缺乏完善的社会支持系统的情况下，作为监护人的家属所面临的照护压力是很大的。”二坤表示。

2020年，为向精神病患照护者提供更多的支持和帮助，心声公益启动了“羽翼计划”。去年6月，心声公益发布全国首个关注精神障碍人士照护者的调研报告《谁来照顾照顾者：中国精神障碍人士照顾者现状及需求调查报告》。其中提及，三分之二的照顾者表示存在重度照顾负担，三分之一的照顾者认为自己的生活质量差，接近一半的照顾者对自己的总体健康不满意，四分之一的照顾者总是或经常失眠，超过一半的照顾者存在中度以上的焦虑症状。

从事身心障碍者平等权利研究的黄裔此前进行过有关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的相关研究。在曾经的走访中，她发现，精神障碍患者出院后，对于家属的考验才真正开始，而大部分家属并没有做好准备。

患者受到精神障碍、生活环境及人际关系等多重因素互相作用的影响，可能会对家属缺乏信任而产生异常行为，比如，怀疑家属乱动东西、怀疑有人在饭菜里放异物、拒绝洗澡或吃药等。

对家属来说，这会形成长期积压下的隐性压力，家属会在多年的照护中失去信心，更别谈参加外部活动。“比如患者吵到邻居，家属要先和邻居道歉。患者不吃饭，家属要想办法让他们吃饭。解决眼下的危机已耗费心力，没有精力去了解患者异常行为背后的成因，更无法重建信任关系，这是一个死循环。”

唐明德曾做的笔记，探讨精神病人和家庭教育之间的关系。黄琪越 摄

在唐阳的案例中，家属的创伤经历并不会随着时间而被解决。“始终没有人或者组织给家属提供支持，就等于当年的创伤如今依旧没有得到处理。”黄裔表示，现有政策如低保，仅将家庭作为审核单位，我国目前没有专门针对残障人士家庭成员的支持政策。

黄裔表示，目前社会上针对照护者提供服务的社会组织，更多聚焦于照护技能方面的培训，对照护者的心理疗愈以及对家庭关系的重建方面的支持是很少的。

再加之病耻感和社会歧视的存在，家属会选择“躲起来”。即便有外部的支持，也很难触及他们。在黄裔看来，帮助精神障碍患者及其家属恢复正常生活，是全社会面对的共同课题。“精神障碍患者也是社会的一分子。公众能做的首先是不要去欺负和歧视他们。”

去年，唐明德找了成都的一家司法鉴定中心，为唐阳做了民事行为能力的司法鉴定。结果显示，唐阳属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这一结果也通过了当地法院的开庭宣判，意味着该司法鉴定具有法律效力。判决决定显示，认定唐阳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指定唐明德为唐阳的监护人。

即便唐阳对鉴定结果存疑，即便《精神卫生法》中曾明确提及要保护精神障碍患者的自主权利，但在目前国内的司法环境中，成人监护制度依旧是压在精神障碍患者身上的“一座大山”。这也就意味着，在司法上，唐阳已经成为了没有任何权利的“真空人”，唐阳想要行使法律权利，包括重新发起民事行为能力鉴定或请律师诉讼，原则上都需要通过他的父亲。

唐阳还是决定放手一搏。最近几个月，他多次联系全国各地对他的案件感兴趣的律师，并认为自己有望成为“精卫第二案”。

早已出院的病友陈立军和林强对唐阳的过往并不完全知情，他们只是觉得，家属没有良心，即便是为了惩罚唐阳，17年的代价也未免太残酷了。

17年来，唐阳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的病友。头两年，他把病友送到电梯口时，还会对他们说：“日后成都相聚！”为病友们重获自由感到高兴的同时，一阵阵失落之感也不断向他袭来。

这两年，他已经不说这句话了，“就像是被判了无期徒刑，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出院。”

滞留精神病院17年，唐阳几乎没有走出过这扇大门。黄琪越 摄

（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除唐阳和黄裔外，其余人物为化名。）

文 | 朱雅文 黄琪越